□李长春

“经史传统”是个亦新亦旧的概念。说它旧，是因为这个语词早已被广泛使用，并非我们的创造。说它新，是因为在当前使用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文主要讲三个问题：我们所讲的经史传统和清代“经史之学”是什么关系；经史传统和古典学是什么关系；经史传统和中国哲学是什么关系。

一

一般人理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就是清代的经史之学。如果是清代的经史之学，那它就表现为训诂考据和文史校雠。我们今天强调经史传统，显然不是强调训诂考据和文史校雠。老调重弹地讲求清人的治学方法和致思路径，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而言，即便不是毫无意义，其意义也极为有限。

我们所讲的经史传统，也并非与清代经史之学毫无关联。清人的训诂考据是为了揭明“先王制度”，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以接近实证主义的方式阐明六经所承载的文明理想。清人的文史校雠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以近似于历史主义的方式动态地呈现中国文明在历史中的演变。如果我们在方法论上不满清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完全可以放弃它们，另辟蹊径。在此前提之下，我们仍旧可以继承它们的学术目标，以揭示中国文明的文明理想、描摹中国文明的历史演变作为今天中国人文学者的学术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当代中国的文明处境，应对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文明危机。

我们所讲的经史传统，还跟贯穿清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线索相关。这个思想史线索的第一个节点是王夫之。王夫之是一个非主流的经学家，他既在经学传统之内，又在经学传统之外。说他在经学传统之内，是因为他遍注群经，对注经的热情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经学家。说他在经学传统之外，是因为他遍注群经的热情来源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他对于历史变迁及其带来的文明危机有着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烈的感受和反思。所以，他的经注带有强烈的反思性、批判性，甚至颠覆性。我们今天讲“经史传统再出发”，实际上就是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现代表达。

这个思想史线索的第二个节点是章学诚。章学诚是一个非主流的史学家，他既在史学传统之中，又在史学传统之外。说他在史学传统之中，是因为他也从事历史编纂、史志写作，并且为这些常规的史学工作建立规则和提供范例。说他在史学传统之外，是因为他有着一般史学家所不具备或业已丧失的强烈的理论热情和文明抱负。章学诚的学术追求首先是终结宋明理学的朱陆之争，把对天道性命的思考拉回到经史之学，开辟一条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明的思想道路。“言性命必究于史”的学术主张不仅对于当时业已衰微的理学传统，而且对于当今百病丛生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建设性。在道术彻底为天下裂的时代，“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的学术观念赋予每一个依然执着于文明理想的学术工作者以某种精神价值。

张志强先生对于经史传统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章学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接近或者一致。但是，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除了强调经史合一的章学诚，在这里我还强调廖平作为第三个节点的意义。表面看来，廖平是章学诚的反对者，他坚决主张分判经史。经史之分之于廖平，就像“六经皆史”之于章学诚。依我的理解，廖平通过严格地判分经史，为经学重新厘定原点，也是在为陷于深重危机之中的中国文明寻找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经史传统研究，不仅要揭示中国文明的理想性格，也要展开中国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跌宕起伏。从观念和历史互动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明，其前提必然是保持观念和历史之间的紧张。在这个意义上，廖平的经史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

二

经史传统跟古典学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去年世界古典学大会期间，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经史传统与古典研究》一文，阐述过部分看法。

古典学大会开过之后，有一些大学开始筹建古典学的院系。我也参加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古典学的学科属性以及中西古典学的关系，而是中国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它包括哪些领域，边界又在哪里。如果认为中国古典学应该有特定的内容和明确的边界，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争议。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中国古典学就应该是诸子学而不可能是经学，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才从经学里面挣脱出来，怎么能够回到经学去呢。但如果同样的问题让另外一些学者回答，他们肯定会说中国古典学只能是经学，不可能是其他东西。遑论很多历史学背景的学者会直接把古典学理解成上古史。对于中国古典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间分歧巨大甚至背道而驰。

中国古典学是不是应该有个明确的时间边界？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十年前就有人讨论过。一般理解的西方古典学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研究，那么中国古典学是不是应该对应先秦时期？如果先秦是古典学的边界，那是否意味着董仲舒、司马迁都不是古典学研究的对象？如果觉得这样不妥，把边界移到两汉，那么《五经正义》都不在古典学之列？再往后移到唐宋之际，那么朱子都不算古典学，这也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朱子也算进去，那么专注于古典研究的整个清代，都不在古典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中国古典学的范围就和一般意义上的古代研究完全重合了。但这还不够，因为即便这样，廖平、章太炎也不算古典学。这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所有试图给中国古典学划定时间边界的努力都注定失败。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提出一个思路，就是以阐明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勾勒中国古典学的中心与边缘的方式来确定中国古典学的研究领域。古典学的核心就是经史传统，我想这是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有望说服其他学者的观点。古典学的核心是经史传统，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自明的结论，而是一个需要阐释的问题。

怎么去阐释它呢？要理解经史传统，首先要打破四部分类法造成的迷思。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超越四部分类法，用一种更为“古典”的视野来理解古代的典籍与文明。四部分类法虽然源远流长，但是毕竟对于古学有割裂之嫌。经史子集的划分，至少在形式上与现代学术分科大体重合，而且在实质上也无法反映古学本身的源流脉络。

破除了把经史传统理解为四部里的经部和史部（或者理解为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的迷思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从总体上理解经史传统的另外一些支点。比如《庄子·天下篇》，它把旧法世传之史、六艺、诸子划作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关联也非常清晰，在古之道术的笼罩之下，三个层次又是紧密关联的一体。如果引入《汉书·艺文志》的视野，这种一体性就更加强烈。

六艺不等于经学，从孔子六艺发展到汉代的经学，中间恰好经历了诸子阶段，而诸子基本上都关联着六艺，这是一个常识。诸子多杂引六艺，墨子引《书》甚至超过所有儒家著作。子夏作为多部经书传授的始祖，因其在西河设教，授徒众多。早期兵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多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诸子无不研习六艺，所以历史上主张“诸子出于六艺”者不乏其人。六艺之学是诸子的共同源头，而诸子又在汉代汇入了经学。比如说董仲舒的经学就体现了融合诸子的特点。司马迁的学术志向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吸收融合群经和诸子。我们可以把从孔子化旧史为群经到司马迁化经子入史籍的这一过程看成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来看，经史传统本身就包含着诸子。

经史传统形成之后，发生了两个层次的分化。首先是内部经和史之间张力的逐渐显现和相互作用，表现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分化。第二个层次的分化就是从经史之学中分化出注疏之学或义理之学。不管是汉魏义疏学、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一部分经典被从经史要籍之中筛选出来，特别强调并加以系统化之后产生的一种新学问。而这种新的学问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它的理论资源耗尽，或者遇到了某种无法解决的困难、遭遇重大挑战，都会有一种回归经史大传统，从经史大传统再出发的趋势。比如宋明理学，它是遭受佛教挑战，回归经史传统然后重新出发的结果，可将其视为“从经史传统再出发”的一个典型。

这即是说，整个中国古代的古典思想，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经史为主轴，不断地发生各种分合变化的过程。所以，衡量研究对象是否属于古典学，不可能通过它所属的时代，而只能通过它与经史传统这个主轴的远近关系。凡与经史主轴有关联的研究，就可以把它纳入中国古典学的范畴之内。反之，凡与经史传统无关的研究，即便时间上足够“古代”，也很难视作古典学研究。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基本的共识，可以给中国古典学确立一个基本典范。

三

第三个问题是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对于两者的认识，基于对中国哲学发展趋势的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是：从内容来讲，中国哲学研究近些年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经学研究的兴起，这里主要是指中国哲学从业者所推动的经学研究。近代以来，有所谓“经学的瓦解”，这并不是说经学研究本身终止了，而是说它丧失了旧有的一体性和崇高性，散落在文史哲各学科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近些年中国哲学界对于恢复经学在学术上的主体性和价值上的主导性的呼声，唤醒并凝聚了散落在各个学科中的经学研究。大量的青年学者投身经学研究的行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观察是：从论题、论域来看，中国哲学研究有一个清晰的文明论的转向。过去的中国哲学研究关注怎么把古典文献提供的思想内容系统化、知识化、逻辑化。以冯友兰为代表的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总体上来讲都是这样。可是今非昔比，一百年前的学人追求如何借助某种特定哲学所提供的范式来整理中国的思想使之具备与西方交流的可能性，一百年后的中国学者却在思考如何在现代西方“百病丛生”之时以哲学的方式挖掘自身文明传统以有补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如果要把中国哲学视作一个理解中国文明的学术路径，那么旧有的研究经验与思考系统就不能支撑我们完成时代赋予的学术职责和学术使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用逻辑化、概念化、知识化的方式来讨论文明问题。而且前辈学者用以处理他们面对问题的知识基础对于处理新时代新问题也远远不够。比如我们今天只读语录、诸子，无法从整体上来讨论文明问题。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要求一个系统的转变，它既包括研究视野的转变，也包括知识基础的更新。

要实现这些转变，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回到经史传统，因为能够呈现中国文明的只有经史传统。在时代问题的驱策之下，我们应该有这种自觉。在过去的十来年时间内，刘伟老师长期在中山大学主持一个活动，叫“理解中国”读书沙龙。我受此启发，提出：中国哲学不是“中国的哲学”，也不是“中国底哲学”，而是用来“理解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是思考中国文明的哲学。换言之，“中国”并不是一个限定词，而是一个对象词，它是哲学致思的对象。经史传统就是我们进行这一哲学致思的基本的方式与路径。

前面谈到的经学研究的兴起，它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哲学的议题，拓展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也会带来过度细碎化、经验化与去哲学化的问题。随着经学研究本身的全面开展，也需要把它向着相对健康和正确的方向引导。为了避免它过度细碎化、经验化和去哲学化，有必要强调当初推动经学研究复兴的本心在于较前更为整全地理解中国文明。牢记这一初心，才能避免经学研究重蹈覆辙。我们倡导的经史传统研究，就是希望起到一种引导和勉励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弥合现在看来有些分裂的经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的罅隙。经史传统的研究，不但可以充分吸纳经学研究的成果，而且可以向古史的领域拓展，非但不会排斥而且会有意识地采用哲学的视野和方法。换个说法或许更加清楚一些：我们所期待的经史传统研究的开展路径，就是通过推进经学研究、古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对话和互动，逐步建立一种理解中国文明的整全视野。

经史传统是中国哲学的新地基，从经史传统再出发，就是站在经史传统的广袤土地之上，一起去仰望人类文明的星空。

（作者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