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路径依赖，也就是长期以来的文化和历史积淀。几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听说过民主制度的成功，也没有遇到过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强大对手。

以宋朝和明朝为例，最强的敌人是蒙古和后金，而这些敌人都没有采用民主制度。在很多能干的帝王眼中，可能会觉得专制制度在面对这些强敌时反而更有效。特别是少数民族能够统治中原，正说明了暴力和野蛮有时能带来一定的优势。

直到清朝末期，光绪皇帝才开始考虑实行民主。这时，中国的最大对手不再是蒙古或后金，而是欧美列强的压力。这种来自不同文明的冲击，才让一些思想家如谭嗣同等人，开始呼吁觉醒和变革，提出需要引进民主思想。

有些人可能会问，既然对手不搞民主，为什么中国自己就不能有内生的动力去改革呢？事实上，正因为专制体制具有短期内的高效性，才阻碍了民主的产生。换句话说，专制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尤其是在短期内，专制制度可以快速做出决策，集中力量处理问题。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就是因为专制政体能够迅速调动资源，才在短时间内统一了欧洲。

可以说，专制体制更适合在战时使用。中国古代处于大陆文明的范畴，没有像海洋文明那样自然的护城河，长时间处于边疆防卫和战争状态，因此大陆文明更加倾向于采用专制。而海洋文明因为有自然屏障，并且资源相对有限，更加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这种环境下更容易滋生民主。

那么，为什么工商业能够促进民主呢？因为工商业需要建立信任体系和法律保障。如果没有这些保障，一旦商业交易出现问题，账款无法回收，生意就会垮掉。以英国为例，土地资源贫乏的英国，必须发展工商业，这就使得他们对信用和法律体系的需求非常强烈。在农业社会，人们依赖土地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信任和信用的需求并不像商业社会那么迫切。

商业文明要求更高的信用体系，因此英国人不得不完善法律体系以促进商业发展。最终，英国通过引入陪审团和普通法，进一步促进了民权的抬升。陪审团制度允许普通百姓参与司法审判，这无形中提升了民众的权利。因此，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可以看作是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完善法律体系，从而带动了民权的兴起。

尽管英国的民主引入过程并非完全民主化，但这种部分的民主为普通百姓带来了希望，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商业文明的发展。可以说，现代文明的起步，和大英帝国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民主不能证明它能够带来繁荣，那么它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减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典的民主最终土崩瓦解。

至于法国，法国人的理论素养很高，对民主思想也非常敏感。当他们看到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法国民众立即产生了启发，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要花很长时间才最终确立民主制度，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属于大陆文明，面临着外敌的侵扰。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欧洲的保皇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法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这也导致拿破仑的崛起，他一度被看作是保护法国民主的英雄，这也解释了为何拿破仑的历史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面的。

接着，我们要讨论民主的另一条主线——人权主线。一个极端强调人权的文明，往往会走向民主化。历史上，最强调人权的文明之一就是基督教文明。虽然有人批评中世纪基督教是极权统治，甚至对布鲁诺等人进行宗教迫害，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中世纪的教皇实际上对各地区的国王进行了权力制衡，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人权的保护。

回到英国，亨利二世的时代，他的统治就像是在教皇和贵族的权力夹缝中生存。尽管国王权力相对较小，但他依然致力于收回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在法律领域。他以基督教强调人权为基础，推动设立大众评审制度，并在国王法庭中引入民众的参与。这一改革让英国百姓看到了权利的希望，并开始进一步巩固民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亨利二世的改革为约翰王时期的《大宪章》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得英国逐渐走向了法治和民主化。

总结来说，民主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思想或文化因素所推动的，而是和特定的历史、地理、经济背景息息相关。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正是文明发展中不断适应新挑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