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被册封为魏公。在隆重的受封仪式上，一位年迈的汉官手持诏书，庄严地宣读册文。这位代表汉室宣布封爵的官员，正是当时担任汉廷御史大夫的郗虑。

就在三年前，他亲自带兵入宫收缴了伏皇后的玺绶，导致皇后被幽闭至死。此刻他又为曹操的僭越加冕“背书”。汉末的三公九卿们，就这样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复杂而矛盾的角色。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聚焦于英雄豪杰的征战杀伐，却几乎抹去了这些汉廷官员的身影。当天下大乱、皇权旁落之时，这些高居庙堂的汉官究竟还有什么价值？他们是真的毫无实权，还是仍在历史缝隙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一、 三公九卿：东汉朝廷的权力架构

要理解汉末三公九卿的地位，我们首先需要回到东汉正常的政治架构中。按照《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三公九卿”制度。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分别是国家军事、民政和工程的最高长官，秩万石，金印紫绶，堪称宰相之职。《汉官仪》记载：“三公者，天子之股肱，朝廷之脊梁也。”

九卿包括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别执掌宗庙礼仪、宫廷守卫、司法外交、财政税收等事务，秩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在太平年代，这是一个完整而高效的中央政府架构。但从黄巾起义（184年）开始，随着皇权衰落和军阀崛起，这个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董卓进京（189年）后，东汉朝廷虽然维持形式上的存在，但三公九卿的实际权力已被严重侵蚀。

《晋书·职官志》追溯这段历史时指出：“汉自董卓之乱，朝廷播越，纲纪荡然。”那么，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三公九卿究竟还保留着哪些实际功能？

二、 政治象征：汉室正统的“活体印章”

汉末三国时期，各个军阀虽然拥兵自重，但几乎都需要通过制控汉廷官员来获取合法性。三公九卿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认证机构”。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核心，正是通过控制汉献帝及其朝廷官员来发号施令。《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春秋》记载，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立即重新组建朝廷，“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百官总己以听”。

这里的“百官”就是完整的官僚体系。当曹操需要发布政令、任命官员、讨伐异己时，都需要通过这些汉官走完法定程序。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自任丞相。这一举动看似削弱汉官体系，但实际上仍然需要汉献帝的正式任命和朝廷的认可程序。

甚至连刘备的宜城亭侯爵位，也是早年在汉廷认可的体制内获得的。《三国志·先主传》明确记载：“先主称尊号后，仍沿用汉制”，称帝后依然设置了三公九卿官职。

孙权在称帝前也曾向汉廷遣使进贡，接受曹操控制的朝廷封赏。《吴书·吴主传》记载：“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这意味着即使远在江东的孙权，在形式上也需要汉室的任命来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

这些看似形式主义的程序，在乱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实际价值。正如《通典·职官典》所言：“虽王纲解纽，天下崩离，而百官犹在，汉室未亡，此曹氏所以能专制天下也。”

三、 实际功能：乱世中的特定作用

除了象征意义外，三公九卿在汉末乱世中还保留着许多实际功能。

第一，礼仪功能。在国家祭祀、皇帝加冕、封爵策命等重大典礼中，三公九卿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十九年（214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由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整套仪式完全按照传统礼制进行。

第二，司法职能。即便在曹操专权时期，一些重大案件仍然需要走司法程序。《后汉书·孝献帝伏皇后纪》记载，伏皇后被举报与其父伏完密谋反对曹操，案件由“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依律查办”。虽然这实际上是曹操清除异己的行动，但仍然需要走汉朝的司法流程。

第三，人才培养与储备。许多后来在曹魏政权中担任要职的官员，都曾在汉廷中担任过官职。《三国志·钟繇传》记载，钟繇在汉廷担任过廷尉正、御史中丞等职，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在曹魏政权中任职积累了经验。

第四，地方治理。在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内，三公九卿的下属机构仍然维持着日常运作。《宋书·百官志》追述汉制时特别提到：“九卿各有所掌，虽经丧乱，犹存其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特殊官职在乱世中反而显得更加重要：

太常：掌管宗庙礼仪，负责祭祀和天文历法。在政权更迭时，太常负责的禅让仪式尤为重要。《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记载，汉魏禅代时，太常负责整套礼仪程序。

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和物资调度。在战争时期，物资调配尤其关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曹操设置屯田制，实际上是由大司农下属的典农中郎将执行。

少府：掌管皇室财政和器物制作。虽然皇室权威下降，但少府仍然负责宫廷用品供应和货币铸造。《晋书·食货志》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复置少府，掌币帛铸造”。

这些功能表明，三公九卿制度在汉末并非完全空转，而是在特定领域继续发挥着作用。

四、 个体命运：汉官们的不同选择

面对皇权衰落和军阀崛起，汉末的三公九卿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他们的命运也迥然不同。通过对几位代表性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群体的多元面貌。

荀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者。作为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的正式官职是汉侍中、守尚书令。他始终以汉臣自居，最终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而被逼自杀。《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太祖馈之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他的命运象征着一批心向汉室却身陷曹营的官员的矛盾处境。

华歆——顺势而为的务实派。华歆在汉末曾任尚书令、御史大夫，魏国建立后成为相国，曹丕称帝后拜为司徒。《三国志·华歆传》记载他在汉魏禅代过程中“持节奉玺绶致魏王”，生动体现了一批汉官如何平稳过渡成为新朝官员。

杨彪——消极抵抗的汉室忠臣。杨彪出身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曾任司空、司徒、太尉。他对曹操采取不合作态度，《后汉书·杨彪传》记载曹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通过称病退隐的方式保持气节。

郗虑——激进投靠的功利主义者。作为汉献帝朝的御史大夫，郗虑彻底倒向曹操，甚至亲自带兵抓捕伏皇后。《后汉书·伏皇后纪》详细记载了建安十九年郗虑“勒兵入宫收后”的场景。不过即便如此投靠，他最终仍因小事被曹操处死，可见完全依附军阀的风险。

这些不同选择反映了汉末官员面对政治巨变时的多元应对策略，也说明尽管制度仍在运行，但每个官员的个人命运却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和立场。

五、 制度变迁：从汉官到魏晋官僚

汉末的三公九卿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过渡的关键环节。

曹操执政时期，开始对汉官制度进行实用主义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尚书台的崛起。原本只是少府下属机构的尚书台，因其接近皇帝且人员精干，逐渐成为实际决策中心。《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这说明曹操通过控制尚书台来架空传统三公权力。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曹操丞相府的设立。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罢三公官，自任丞相，实际上用自己的私人幕府取代了汉朝中央政府。《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置丞相府，自辟僚属。”这套并行行政系统成为后来曹魏政权的基础。

到曹丕称帝后，实行了更加系统的官制改革。表面上保留三公九卿，实际上权力已转移到中书、尚书、侍中组成的新体系中。《宋书·百官志》追溯这一变化时指出：“魏文帝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遂掌机要之任。”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原汉朝官员顺利转型为新朝官僚。如王朗在汉朝任御史大夫，在曹魏官至司徒；钟繇从汉廷廷尉正成为曹魏太傅。这种人员的连续性保障了政权过渡时期的行政稳定性。

六、 历史影响：乱世中官僚体系的价值

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看，汉末三公九卿制度的延续有着深远影响。

首先，保持了中原政权的连续性。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长期分裂不同，汉朝虽然终结，但通过官僚体系的延续，中原政权很快以新的形式（曹魏）重建起来。《读通鉴论》评价道：“汉祚虽衰，百官犹在，故能承续正统，不致崩裂。”

其次，为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提供了范式。此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王朝更迭时保留前朝官僚体系的现象，如东晋-刘宋、南朝-隋、隋-唐等 transition都能看到汉魏禅代的影子。《通典》作者杜佑指出：“魏晋官制，多依汉法，虽时有变革，大体相承。”

最后，保存了中国的文官传统。在军事割据的乱世中，文官系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纯武力统治，使中国文化中的“文治”传统得以延续。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汉末官僚体系在乱世中的韧性，保障了中国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

结语：被忽略的历史支柱

当我们回顾汉末三国历史时，往往只看到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和英雄豪杰的纵横捭阖，却忽略了那些在朝廷中维持着国家基本运行的汉官们。他们可能缺乏戏剧性的个人传奇，却是乱世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

三公九卿在汉末的价值，正如《三国志集解》作者卢弼所言：“夫官职虽虚，名器犹在；礼仪虽简，纲纪尚存。此所以曹氏虽强，不敢遽篡；刘备虽远，犹称汉臣；孙权虽傲，仍请封赏者也。”

这些被《三国演义》几乎完全抹去的汉官，实际上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毫无实权的装饰品，而是汉室最后的体面与秩序守护者，是连接东汉与魏晋两个时代的关键桥梁，更是中国文官制度在乱世中依然发挥作用的明证。

当我们再次阅读三国历史时，或许应该多关注那些在英雄光环之外，默默维持着国家运转的官僚们。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够热血澎湃，但同样充满智慧与韧性，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