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冬天，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格外寒冷。威震华夏的汉寿亭侯关羽，在其北伐事业达到巅峰时骤然陨落，荆州三郡尽失。这一标志性事件通常被理解为孙权背盟、曹操得利的结局。但若深入剖析史料便会发现，真正的最大受益者既非江东孙权，亦非中原曹操，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曹魏政权——更准确地说，是曹操去世后最终完成篡汉的曹丕集团。

一、东吴：战术胜利与战略困局

从表面看，孙权集团无疑是直接获利者。《三国志·吴主传》明确记载：“权取荆州，据有江东，犹不足以抗北敌，故借荆州以蔽下游。”吕蒙偷袭南郡、公安后，孙权确实实现了“全据长江”的梦想（《三国志·吕蒙传》）。但这份“胜利”背后隐藏着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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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强调“联吴抗曹”，虽然后来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但这也意味着江东从此要单独面对曹魏的全部压力。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记载，孙权在袭取荆州后立即向曹操称臣，甚至劝其篡汉，这种政治上的卑微姿态反衬出东吴的战略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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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负担加剧：荆州需分兵驻守，而刘备必然复仇。果然，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倾国伐吴，虽被陆逊击败，但东吴也元气大伤（《三国志·陆逊传》）。

可见孙权虽得地盘，却陷入更危险的地缘格局中，实为“惨胜”。

二、蜀汉：从巅峰坠入深渊

关羽之死对刘备集团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战略支点崩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划“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荆州丢失，北伐只剩秦岭一途，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皆无功而返，与此密切相关（《三国志·诸葛亮传》）。

人才与士气双损：关羽是刘备麾下唯一具备独立指挥大军团作战能力的帅才，他的死亡使蜀汉军事能力急剧衰退。更致命的是，为替关羽报仇，刘备仓促伐吴惨败夷陵，蜀汉精锐丧尽（《三国志·先主传》）。

从此蜀汉沦为最弱小政权，仅能凭险自守。

三、曹魏：坐收渔利的真正赢家

表面上曹操解了樊城之围，但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却是整个曹魏政权：

战略压力转移：关羽北伐时，曹操统治的核心区——河南一带岌岌可危，甚至出现“梁、郑、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的局面（《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然而孙刘反目后，曹魏西线、南线压力大减，得以专注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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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篡汉铺平道路：曹操于公元220年正月去世，同年十月曹丕就顺利代汉称帝。这一进程若无关羽之死导致的孙刘内战，绝不会如此顺利。《曹瞒传》（引自《太平御览》）透露，曹操生前已有“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企图，而关羽败亡正是扫除了外部最大威胁。

长期得利：三国鼎立中，曹魏始终占据绝对优势。诸葛亮、姜维屡次北伐皆因国力悬殊而失败，追根溯源，都与荆州丢失、蜀汉被困西南直接相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犀利指出：“吴蜀之交不终，而曹氏坐收之，故曰曹氏之利也。”

结论：历史赢家的诡异逻辑

关羽之死的最大受益者，既非损兵折将的东吴，更非一蹶不振的蜀汉，而是看似局外人的曹魏。曹操生前消除了最后一个能威胁中原的猛将，曹丕得以在无外患环境下完成篡汉。这一结局的诡异之处在于：直接动手的孙权背负背盟骂名，实际为政敌曹魏铺就了帝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