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对待朝臣和皇族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历代帝王都视天下为家业，但明朝对宗室的优待程度堪称历代之最。朱元璋为官员制定了史上最低俸禄标准，却为皇族子弟设立了极其丰厚的待遇。明朝皇族爵位分为八等：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

这些爵位对应的年俸禄米分别为：10000石、2000石、1000石、800石、600石、400石、300石、200石。其中亲王除禄米外还能获得百顷良田，即便是最低等的奉国中尉，每年200石粮食（约2400斤）也足够六口之家一年食用且有余裕。此外，各级宗室还能获得银钱、田产等额外收入。

朱元璋制定这些优厚待遇时，并未预见未来的隐患。当时朱氏皇族人丁单薄：朱元璋的兄姐和四位堂兄早在他登基前就已离世。开国时的皇族成员仅包括朱元璋的子女、侄子朱文正一脉、二姐夫李贞与外甥李文忠一家，以及两位侄女——长兄朱重四之女福成公主和堂兄朱重五之女庆阳公主。

如此稀少的皇族人口，对国家财政构不成负担。但朱元璋低估了皇族人口的膨胀速度。明朝共册封924位郡王，其下各级爵位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据1595年宗人府档案记载，朱氏皇族已达15.7万人。1492年山西巡抚奏报，庆成王朱钟镒一人就生育了94名子女，创下皇室生育纪录。山西的晋王后裔从洪武年间1人激增至嘉靖年间的1851人，河南的周王后裔更在万历年间突破5000人。

皇族人口暴增导致取名都成难题。朱元璋制定的五行偏旁取名法，最终因字库耗尽被迫生造大量生僻字。其子孙几乎用尽所有含金偏旁的汉字，以致后世翻译化学元素时都难觅可用之字。

日益庞大的皇族成为明朝沉重的财政包袱。为供养宗室，朝廷将大量土地划为皇庄，引发农民强烈不满。万历六年，仅河南九位藩王就占据全省十分之一田地，其中受宠的福王独占3万顷，还垄断部分盐铁专卖权。万历年间全国财政支出1854万两白银中，皇族开支就占552万两（近三分之一），远超同期三大军事行动（宁夏平叛、播州之役、抗倭援朝）总计1280万两的军费。供养皇族两年的费用，几乎等同三大征总开支。

到明末，供养藩王的支出已超过全国田赋总额。面对农民军和清军夹击，崇祯帝既无力筹措军费，也无法赈济灾民。他试图向皇亲募资却遭集体哭穷，最终只能加征三饷，反而激化民变。

藩王们还利用特权盘剥百姓：强占土地、私设税卡、垄断经营。万历时成都府七成土地归王府所有，民田仅剩一成。剧烈的土地兼并造成双重恶果：朝廷税源锐减，流民激增。一边是揭竿而起的饥民，一边是财政枯竭的朝廷，明王朝的结局已然注定。

藩王们还通过商税、盐铁专卖牟利，既扰乱民生又侵蚀国税。朱元璋当年绝难预料：子孙俸禄会超过国家岁入，其土地兼并会导致财政崩溃，更想不到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在国难时袖手旁观。

李自成攻洛阳时，福王朱常洵仍一毛不拔，最终被烹杀。蜀王、楚王府库充盈却不肯助饷，财富尽入张献忠之手。两百年的特权盛宴终要付出代价——这些养尊处优的藩王，其特权完全依附于明朝国祚。新朝建立之日，便是他们偿还之时。可只要末日未至，他们便继续醉生梦死，殊不知自己正在蛀空王朝根基。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并非毫无察觉，但除崇祯外，多数皇帝或沉迷享乐，或消极避世，任由积弊深化。待到崇祯欲力挽狂澜时，早已回天乏术。这个肇始于开国的制度设计缺陷，最终与明朝一起走向了历史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