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二月，正值西汉王朝初建之际，开国皇帝刘邦为巩固政权，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正式分封了七位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各自拥有广阔的封地和相当的自治权，其中燕王臧荼以蓟县为都城，统辖上谷、渔阳、右北平等六郡；韩王信定都阳翟，领有颍川一郡之地；赵王张耳坐镇襄国，管辖邯郸、巨鹿、常山三郡；战功赫赫的楚王韩信则以下邳为都，掌控东海、会稽、泗水等五郡富庶之地；淮南王英布据守六县，统领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梁王彭越驻守定陶，拥有砀郡一郡；长沙王吴芮则以临湘为都，统辖长沙、武陵二郡。这七大诸侯国合计掌控二十二个支郡，几乎占据了汉初疆域的半壁江山，而中央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县仅有二十四郡。

刘邦实施分封制实属无奈之举。在楚汉战争的烽火中，英布、彭越、张耳等将领已各自拥兵自重，占据战略要地，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势力。为换取这些实力派的支持，刘邦不得不以封王作为妥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韩信请封假齐王一事，尽管刘邦内心极为不满，但在张良的暗示下，仍不得不封其为真齐王。这种分封实质上是对既成军事割据的暂时承认。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从高帝六年开始，刘邦就着手逐步铲除这些异姓诸侯王。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到高帝十二年时，除实力最弱的长沙国外，其他异姓诸侯王均被清除。这一过程历时六年，比楚汉战争还要多出两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手握重兵的诸侯王为何未能联合抗汉，反而被各个击破？

深入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诸侯王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基础。虽然他们名义上归附刘邦并共同击败了项羽，但彼此间并无深厚情谊。以韩信、彭越、英布为例，在楚汉战争中，韩信负责北方战场，彭越在荥阳一带打游击，英布则在南方牵制项羽，三人除了垓下决战外几乎未曾谋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本就存在竞争关系，与刘邦的合作更多是利益考量。彭越因未获封王而最早反楚投汉；英布因遭项羽猜忌兵败后投靠刘邦；韩信则因刘邦满足其封王要求而效忠。这种各怀心思的状态，导致当刘邦对韩信下手时，其他诸侯王都选择作壁上观。

其次，诸侯王实力悬殊，难以形成有效合力。韩信虽军事才能出众，但在刘邦伪游云梦时，其他诸侯都不敢轻举妄动。燕王臧荼实力最弱，很快被刘邦剿灭；韩王信因地处边境，在刘邦猜忌下竟与匈奴勾结，失去诸侯支持；长沙王吴芮则始终采取绥靖政策。而后期实力最强的英布又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可以单独对抗刘邦，反而将其他诸侯的覆灭视为清除竞争对手的机会。

第三，世人往往低估了刘邦的军事才能。虽然刘邦自称得天下靠萧何、张良、韩信三人，但他本人也是身经百战的统帅。在楚汉战争中，正是刘邦亲率主力在荥阳与项羽对峙两年多，期间还能分兵让韩信北伐。更在阳夏、固陵、陈下三次击败项羽，为垓下之围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对付异姓王时，刘邦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对吴芮、张敖采取怀柔政策；对韩信则先夺兵权再迁封地；借吕后之手除掉韩信、彭越，既推卸责任又震慑其他王侯。同时善用封赏策略，如在平定陈豨叛乱时，不仅赦免叛将，还厚赏降将，充分展现其使人攻城略地的御下之道。

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只是西汉封建削藩的开始。到高帝十二年，诸侯王格局已变为九位同姓王加长沙王吴芮的格局。这些同姓王包括其弟楚王刘交、其子齐王刘肥等，封地总计达41郡，远超中央控制的15郡。此外还有闽越王、南越王等外诸侯。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给文景二帝留下巨大隐患。

文帝时期通过以亲制疏和众建诸侯策略，将齐国一分为七，淮南国一分为三，使单个诸侯实力减弱。景帝时更引发七国之乱，乱后王国支郡尽收归中央，诸侯仅保留一郡之地。武帝推行推恩令，令诸侯庶子皆可封侯，实则不断分割王国领土。到西汉末年，虽然仍有19个王国，但辖县仅占全国1/13，封建制已名存实亡。这一过程展现了西汉中央集权的智慧与决心，也为后世处理地方割据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