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若早逝就能避免安史之乱？这种将复杂历史事件简单归因于个人寿命的观点，未免过于片面和肤浅。实际上，如同安史之乱这样深刻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往往是整个王朝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必然，与具体由哪位君主执政并无本质关联。

这种说法或许有为唐玄宗开脱之嫌。客观而言，唐玄宗本人确实对安史之乱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对安禄山的权力授予过于放纵，最终酿成养虎为患的恶果。若要为安禄山制作一张完整的官职名片，恐怕需要特制的加长版才能容纳他数十个头衔。除却朝廷授予的各种荣誉职衔和爵位外，仅地方实权职务就包括：范阳节度使、卢龙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马厩使、陇右群牧使、河北采访使、营田使、海运使、经略使等要职。这些绝非虚衔，三镇节度使的身份使安禄山掌控了全国近四成的地方驻军，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军事统帅。马厩使一职赋予他全国军马养殖与调配的大权，相当于现代的重型装甲部队指挥权。群牧使相当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采访使则拥有中央特派员的监察权力，营田使和海运使分别掌管农业税收与物资运输，经略使的权限更与节度使相当。这意味着安禄山不仅掌控着三镇军权，还实际掌握了河北、陇右地区的经济命脉、人事任免及部分军事指挥权，甚至将触角伸向全国战略物资的管理领域。原本节度使已是地方的军政一把手，形同土皇帝，唐玄宗却还授予安禄山如此多的实权职务，几乎将半壁江山的统治权拱手相让。在这种情形下，若安禄山不生出异心，反倒不合常理了。

其次，唐玄宗过分迷信皇权的绝对控制力，对日益明显的危机视而不见。若有人指责他昏聩，这位开创开元盛世的皇帝定会反驳：权力制衡是门高深学问，臣子权力再大也难越皇权雷池，安禄山纵有齐天大圣的本事，也翻不出朕的手掌心。从制度设计上看，唐玄宗的观点不无道理。安禄山的每一项权力行使都应受到严格监管：地方征税需上报朝廷备案，军事调动需皇帝诏令和兵部文书，并在监军严密监督下执行。理论上，只要安禄山稍有越轨，唐玄宗一纸诏书就能剥夺其所有权力，甚至取其性命。因此唐玄宗深信，除非安禄山自寻死路，否则绝不敢轻举妄动。这种自信源于中央集权制度经过数百年完善已相当成熟，皇权渗透到帝国每个角落。作为在政治斗争中历练四十余年的帝王，唐玄宗确实有理由相信制度的力量。然而历史证明，再完善的制度也非万能，就像再坚固的堤坝，面对百年一遇的洪水也难免溃决。

第三，晚年的唐玄宗骄傲自满、沉溺享乐，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他的权力布局中，安禄山是看门犬，李林甫等权臣是管家，外有猛将守边，内有能臣理政，皇帝自可高枕无忧，这正符合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唐玄宗常自诩为千古明君，认为开元盛世证明自己已达到圣王治世的标尺。于是他将大量精力转向文艺创作、音乐欣赏和宫廷享乐，仅以少量时间处理朝政。殊不知他的奢靡之风不仅耗尽国库，更带坏官场风气，导致各级官吏竞相贪腐、盘剥百姓。沉重的赋税和腐败的吏治使帝国表面繁荣下暗流涌动，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虽然上述三点确实是唐玄宗个人执政的重大失误，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诱因，但仅看到这些仍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决定性作用。观察中国历史可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每个盛世王朝之后必伴随剧烈衰败，前期的辉煌与后期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周期性规律表明，当盛世王朝解决某些重大问题时，其建立的完美制度会催生新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逐渐产生抗药性，最终侵蚀制度本身。

开元盛世的成就源于唐玄宗成功解决了自中宗朝以来豪门世族对地方的控制，释放了地方经济活力。这一改革虽具进步性，但也埋下隐患：随着地方势力壮大，新兴庶族集团与掌控中央的豪门世族形成尖锐对立。后人常归罪于藩镇制度拖垮大唐，实则该制度初期具有积极作用：它突破府兵制局限，吸纳优秀平民从军，提升部队战斗力并节省军费开支。但其致命缺陷在于造成外重内轻格局，军队地方化趋势使藩镇从单纯军事机构演变为军政合一的独立王国。当藩镇掌握军权、人事权和经济权后，中央权威自然被架空。

开元前期，藩镇节度使尚有入朝为相的机会，形成地方与中央的良性互动。但李林甫为巩固权位，建议重用文化程度较低的胡人担任节度使，切断了藩镇将领入仕中央的通道。此举加剧了藩镇的离心倾向。与此同时，新兴庶族阶层试图通过科举进入权力中心，却遭到豪门集团的坚决抵制。在上升通道被堵死后，庶族精英只能投靠藩镇，与地方势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安禄山、高仙芝、李光弼等著名将领背后，都是这类依附于藩镇的地方豪族网络。

回到安史之乱本身，以安禄山所受恩宠，本应打破藩镇不入朝的惯例，但他仍遭排斥。这不仅是李林甫、杨国忠的个人阻挠，更因作为庶族代表的安禄山威胁到豪门集团的核心利益。在地方上，安禄山已成为藩镇利益的总代表，包括高尚、严庄等失意文人在内的整个利益集团都推动着他走向反叛。因此，安史之乱绝非安禄山个人野心的产物，而是整个庶族集团为突破阶层固化采取的集体行动。唐玄宗只看到安禄山个人的忠诚，却未察觉他已成为利益集团的傀儡。

这种局面的形成远非唐玄宗个人过失所致。从历史规律看，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必然以某种形式爆发。就像人体新陈代谢，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也会积累毒素，终将以疾病形式显现。若将病因简单归为昨日着凉，显然失之偏颇。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反而加剧的事实更证明，根本矛盾并未解决。安禄山死后，田承嗣、李怀仙等继起，甚至平叛功臣仆固怀恩、李光弼也相继叛乱。这说明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其他代理人；纵使唐玄宗早逝，继任者也难逃相同命运。

这并非历史悲观主义，而是承认人类活动始终受历史规律制约。个人或许能短暂影响历史进程，但想改变其根本走向，终究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