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12日，天刚蒙蒙亮，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就带着一个看似普通的军用急救包，面色凝重地快步走进了中南海。这个清晨显得格外肃穆，连鸟鸣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毛主席当时正在菊香书屋内伏案批阅文件。聂荣臻顾不上等待警卫员的通报，直接推门而入，将那个急救包重重地放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这个急救包是专门配发给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战士的制式装备，按照标准应该包含一小卷经过严格消毒的止血绷带、一小瓶珍贵的青霉素注射液和一团经过高温处理的医用棉球。虽然物资匮乏，但这些简单的医疗用品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往往就是伤员们最后的生存希望。

当毛主席缓缓打开这个急救包时，他的眉头立刻紧锁起来。只见里面的青霉素药液已经浑浊变质，止血绷带和医用棉球不仅布满了黑绿色的霉斑，还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败气味。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本该救命的医疗用品显然从未经过任何消毒处理。

聂荣臻随即又呈上了彭德怀司令员从朝鲜前线发来的加急电报。彭老总在电报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前线药品存在大规模假冒伪劣问题，导致数以千计的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因使用劣质药品感染而死在后方医院。现已紧急召回销毁所有劣质急救包，恳请中央彻查药品来源，严惩不法奸商！

想到英勇的志愿军将士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浴血奋战，后方竟有人丧尽天良地发国难财，毛主席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在查明这批问题药品都来自上海后，他立即亲自致电上海市长陈毅，要求务必彻查到底，绝不姑息。

在完善的战时物资调拨记录帮助下，陈毅市长很快就锁定了罪魁祸首——大康西药行老板王康年。这个唯利是图的奸商究竟有何背景？他又是如何将黑手伸向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的？

专案组对王康年的发家史展开了深入调查。这个1924年出生于杭州的投机分子，17岁时进入上海大亚电台工作。从实习生做起，后来负责播报商品行情和广告。这份在旁人看来枯燥的工作，却让野心勃勃的王康年嗅到了商机。

婚后不久，在岳父杨得春的资助下，王康年在西藏路生吉里租下店面，开了一家名为大康行的杂货铺，主要经营万金油、雪花膏等日用品，同时兼职做商品中介。虽然收入勉强糊口，但远不能满足他的贪欲。

抗战时期物资紧缺，特别是西药更是供不应求。看到有人靠囤积药品大发横财，王康年立即将店铺迁至北京西路434号，改名为大康西药行转做药品生意。但西药生意需要大量资金周转，王康年便想出了空手套白狼的毒计：以优惠折扣为诱饵，大量收取客户预付款，然后用这些钱去进货。

然而战时物价飞涨，等王康年凑够钱时，药品价格已经翻了几番。走投无路的他开始用玉米粉掺过期药品制假，蒙骗不懂行的老百姓。尝到甜头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仅制售假药，还挪用客户寄存的药品倒卖。当客户追讨时，他就以各种理由推脱，成为上海滩有名的老赖。

解放前夕，上海职业新药老板严广骏将价值2亿元（旧币）的药品寄存于大康西药行，到期后王康年拒不归还。虽然法院判决其必须归还，但适逢上海解放，国民政府机构瘫痪，此案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为恢复经济，对工商业采取宽容政策。在调解下，王康年以负债经营的方式重新开业机会。凭借政策红利和人脉经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两年销售额达350多亿（旧币），但所欠债务依然能拖就拖。

1950年，王康年将300磅变质止咳糖浆卖给皖北军区，事发后竟大言不惭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更恶劣的是，他通过行贿手段获得志愿军药品订单后，用玉米粉冒充阿司匹林，用发霉棉花制作急救包。当员工质疑时，他冷笑道：美国飞机天天轰炸，这些药能送到前线才怪！

通过请客吃饭、赠送手表甚至安排色情服务等手段，王康年腐蚀了一批采购干部。他得意地称自己的药行是干部改造所。但纸包不住火，这些劣质药品最终导致大量志愿军伤员因感染不治身亡。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贿、贩卖假药致人死亡、偷税漏税、诈骗国家财产等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当日执行。这个发国难财的奸商虽然伏法，但他造成的伤害已无法挽回，其恶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