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制帝国治理模式。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在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中原核心区域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体系；而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因地制宜地设立都护府、都督府等特殊行政机构，采取因俗而治的灵活政策。这种治理模式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与完善，到清代时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特别是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治，相较于汉唐时期松散的羁縻制度，清代的统治显得更为稳固而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本质上是一个由满、汉、蒙、回等多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多元复合型帝国，这种多元性在其统治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疆域构成来看，清帝国实际上是由中原核心区、满洲发源地、广袤的蒙古草原、新疆回部以及青藏高原这五大板块共同组成的。而清朝皇帝在不同民族地区巧妙地采用不同的身份进行统治：在中原地区，他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在满洲故地，他是女真各部共同尊奉的部族首领和家族长辈；在蒙古草原，他以大汗的身份获得认可；在藏地，则被尊奉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这种灵活多变的统治策略，在清朝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众所周知，清朝治下的汉人和满人都必须留辫子，那么其他少数民族是否也需要遵守这一规定呢？这个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清朝复杂的民族政策。

汉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传统。《孝经》中明确记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一观念深深影响着汉族的发式习俗。从先秦到明代，汉族男女在成年后都不得剃发，而是将头发挽成发髻盘于头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族的发式：满族男子会将前额至头顶的头发全部剃光，仅保留后脑的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在服饰方面，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为主要特征，而满装则具有立领、对襟、盘扣等鲜明特色。这些差异不仅仅是审美趣味的区别，更是不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早在入关之前，后金政权就已经在其控制区域内推行剃发易服政策。需要指出的是，满族的主体虽然是建州女真，但在其形成过程中也融合了其他多个部族。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扩张过程中，大量蒙古人、朝鲜人以及辽东地区的汉族居民被逐渐纳入满洲共同体。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先，他们本是世居辽东的汉人，在努尔哈赤征服辽东的过程中成为正白旗的包衣（家奴）。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为满洲注入了新的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认同上的复杂性。

在满洲内部，存在着佛满洲和伊彻满洲的明确区分：佛满洲特指努尔哈赤嫡系的建州女真后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伊彻满洲则包括后期融入的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以及蒙古、朝鲜、汉人等族裔。自后金政权建立伊始，统治者就强制要求境内汉人等族裔改换女真发式和服饰。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消除外在差异来弱化被统治者的民族认同，从而减少反抗的可能性。剃发易服因此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它被视为臣服的标志，而拒绝执行则被认定为反抗行为。

当清军入主中原后，面对数量庞大的汉族人口，统治者始终担忧被汉族文化同化。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清廷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文化政策。在这个背景下，原明朝礼部右侍郎孙之獬率先带领家人奴仆剃发留辫，成为第一个主动投效的明朝高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明政权和李自成等农民军势力仍然强大，清廷尚未全面推行剃发政策。那些归顺清朝的明朝官员上朝时仍穿着明朝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分班站立。剃发的孙之獬遭到汉族同僚的排斥，当他试图加入满族大臣行列时又被拒之门外。这种尴尬处境促使他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多尔衮采纳了这一建议，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正式颁布严厉的剃发令：京城官民须在十日内剃发，各省接到文书后也须在十日内执行。这一政策严重伤害了汉族的民族感情，引发了大规模反抗。在镇压过程中，发生了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等惨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口号由此流传后世。据记载，1645年夏季，江阴民众在典史阎应元等人领导下进行了长达81天的抵抗，最终全城仅余53人幸存。在血腥镇压后，幸存汉人被迫留起辫子，但仍以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的方式默默抵抗：男性为保全家人而屈服，女性则保持传统发式；生前被迫剃发者，死后必以明式衣冠入殓。

值得注意的是，剃发令对道士、僧侣及天生秃头者网开一面，这促使部分汉族百姓选择出家以逃避剃发。还有一些不愿改易衣冠者流亡海外，如东渡日本的朱舜水、逃往朝鲜的陈泳素等人。在清朝统治期间，理论上所有旗人和民人（普通汉人）都必须留辫，只有上述特殊群体例外。需要说明的是，旗人并不等同于满人——早在入关前，清朝就已将归附的漠南蒙古和辽东汉人编入八旗，形成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大系统。甚至满洲八旗内部也包含纯粹的满人，还包括被同化的蒙古人、朝鲜人和汉人。

清朝对汉人的界定也与今日不同。西南地区的苗、黎、壮、土家等少数民族因长期与汉族杂居，在清政府眼中被视为汉族分支。剃发令原则上也适用于这些民族，但执行力度因地而异。一些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时才被外界知晓，清代的剃发令自然难以波及。总体而言，南方少数民族在执行剃发令方面不如汉人彻底，但清政府对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清朝将全国划分为汉地十八省和五个特殊辖区（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对后者更多强调尊重当地习俗。

蒙古地区的情况尤为复杂。漠南蒙古最早归附清朝，部分被编入八旗，如晚清名将僧格林沁就保留着旗人发式。而漠北蒙古（今蒙古国前身）和长期对抗清朝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则未被强制剃发。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朝将新疆纳入版图，但为维护稳定，未强制当地穆斯林剃发。清廷甚至将留辫视为一种荣誉——1828年，为表彰平定张格尔叛乱有功的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特许其家族蓄发。此后，四品以上伯克经批准也可留辫，这在中原象征屈辱的发式，在新疆反而成为特殊恩典。为防止汉人冒充少数民族逃避剃发，清廷严令新疆汉人必须保持辫发。

西藏地区除藏军曾短暂试行剃发外，普通藏民基本不受此令约束。至于朝鲜、越南等藩属国，更不可能执行清朝的发式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朝鲜使臣洪大容在乾隆年间访华时，曾轻蔑地称汉族举子为剃头举子，反映出周边国家对清朝文化政策的看法。这种发式政策的差异性，生动体现了清朝多元一体的统治智慧，也为我们理解清代民族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