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后人对于历代帝王的称谓形成了三种主要方式，分别是谥号、庙号和年号。这些称谓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礼制文化，也体现了不同时期对帝王评价的演变过程。

谥号作为对帝王一生功过的总结性评价，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汉代为例，开国君主刘邦被尊称为汉高祖，这里的高就是其谥号高皇帝的简称，而他的正式庙号实为汉太祖。汉代帝王多采用孝字开头的谥号体系，如开创文景之治的刘恒谥为孝文皇帝，雄才大略的刘彻谥为孝武皇帝，末代君主刘协则谥为孝献皇帝。这种谥号制度在唐代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后世帝王不断追加美谥，导致谥号变得冗长复杂。唐太宗李世民最初的谥号是文皇帝，但到唐朝末年已增至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更是达到惊人的二十五个字，全称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这种过度美化的谥号制度最终因实用性不足而逐渐被庙号所取代。

庙号制度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是帝王在宗庙中受祭时的称号。唐代以后，庙号成为官方记载中的主要称谓方式，如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建立宋朝的宋太祖以及推行仁政的宋仁宗等。不过庙号并非所有帝王都能享有，如隋炀帝杨广就因亡国之君的负面评价而被唐朝剥夺了庙号。虽然其孙杨侗曾追尊为世祖，并上谥明皇帝，但新建立的唐朝政权不予承认，仅以贬义的炀帝称之。庙号通常由祖或宗构成，开国君主多称祖，守成之君则称宗，每个庙号都蕴含着特定的历史评价。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谥号和庙号都过于文雅难懂。因此从明代开始，年号逐渐成为民间对帝王的主要称呼方式。年号制度虽始于汉武帝，但在明清之前，帝王常因各种原因频繁更换年号。汉武帝在位54年用了11个年号，唐高宗34年间更换14次年号，武则天更是在15年统治期间几乎每年都改元。这种状况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推行一世一元制才得以改变，规定每位帝王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明清两代因此形成了以年号代称帝王的传统，如万历皇帝、康熙皇帝等。不过官方文书中仍以庙号为主，这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称谓的差异：如官方称太祖皇帝，民间则习惯叫洪武皇帝。

在所有这些称谓规范之外，秦朝的帝王称谓独树一帜。秦始皇开创性地采用数字序列的称谓方式，自封始皇帝，并设想后世以二世、三世直至万世相承。这种称谓方式既彰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反映了秦始皇超越传统评价体系的雄心。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这种独特的帝王称谓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从谥号到庙号再到年号，中国帝王称谓的演变不仅是一部制度变迁史，更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乃至民众认知的深层变化。这些称谓如同历史的路标，指引着我们理解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