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一场震惊全国的政治闹剧正在上演。被后世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终于撕下伪装，公然宣布准备建立中华帝国，并接受皇帝尊号。这一倒行逆施的举动，使得无数革命志士用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成果面临付诸东流的危险。就在这危急存亡之际，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都督蔡锷毅然举起义旗，组建护国军誓师讨袁，由此掀开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序幕。这场正义之师最终迫使袁世凯在次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而这位野心家在众叛亲离的绝望中，又过了三个月便郁郁而终，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在临终前必定悔恨交加。因为在护国战争爆发前仅一个月，蔡锷还被他严密控制在京城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漫长的软禁期间，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曾多次试探这位青年将领的虚实，甚至动过杀机想要永绝后患。但出于种种顾虑，他始终未能痛下杀手，最终养虎为患，酿成大祸，待到醒悟时已是追悔莫及。

回溯历史，在清朝末年，西南各省大多没有新式陆军驻防，唯独云南省因地处边疆要冲，驻扎着新军第19镇。当时年仅29岁的蔡锷就担任该镇第37协的协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仅20天，富有革命热情的蔡锷就联合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著名的重九起义，迅速控制了省城昆明，使全省传檄而定。此后，他更派兵攻占贵阳，挥师入川，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崇高的威望，手握重兵的他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

面对这样一位雄踞西南的实力派将领，袁世凯深知云贵川地区山高路险，单纯依靠武力难以制服。加之蔡锷治军严明，行事谨慎，根本找不到撤换他的正当理由。于是袁世凯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以中央政府名义调蔡锷入京任职。当时蔡锷身边的幕僚们早已看穿袁世凯的险恶用心，纷纷劝阻他不要自投罗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13年10月9日，蔡锷还是毅然离开昆明，取道越南、香港、上海、南京、山东等地，辗转来到北京。他之所以执意北上，一方面是因为深感云南地处偏远，难以施展其军事才华。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的他，确实渴望更大的舞台来施展抱负。另一方面，年轻的蔡锷对袁世凯还抱有幻想，希望能引导这位强权人物走上宪政正轨。离滇前，他曾召集营级以上军官开会，语重心长地说：袁世凯虽是戊戌年间的告密者，但以今日中国之势，非他不能维持。我此去京城，当捐弃前嫌，助其渡过难关。

或许是因为洞悉了蔡锷的这种心态，袁世凯起初对这位青年将领礼遇有加。蔡锷沿途所经大城市，必有专员迎送；抵京后更是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其长子袁克定还主动与之结为异姓兄弟。在官职安排上，袁世凯也显得颇为慷慨，先后授予他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国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并加封昭威将军称号。

然而好景不长，在京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蔡锷亲眼目睹了袁世凯一步步走向独裁的种种行径：操纵修改《总统选举法》、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到1915年8月23日，袁世凯公然授意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时，蔡锷对这位曾经的政治导师彻底失望。此后两个月间，他以养病为由四次向袁世凯请假，最终获准离京。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军经天津东渡日本，而后秘密返回云南，迅速集结旧部，高举反袁大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