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算缗与告缗：汉武帝打击偷税漏税的行动，为何让商人阶层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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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打击富商豪强兼并势力的另一新举措——颁行算缗告缗令，即以加重对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的赋税课征的法律手段，将他们的非法钱财，部分地收归于官府所有。

一、算缗告缗制度的背景和内容

这是在白金币、三铢钱改革方案出台后的第二年，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与盐铁专卖法令同时颁布的。

而此前推出的白金币改革方案，由于它只是一种单纯向商人套取钱财的治标之举，因此，西汉政府不但没有达到打击富商豪强兼并势力的目的，反而使商人乘机鼓铸，掺杂减重，从中大捞了一把。针对这种情况，迫使西汉政府不得不采取削弱其经济实力的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于是，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汉武帝的旨意，及时提出“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的建议。

所谓算缗，就是向商贾、销售商品的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高额财产税。据载，汉代于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就已对商贾之人开征了财产税，当时称“费算”或“算费”。

按景帝时的规定：凡商贾之人，不论有无市籍，都要向政府交纳财产税，纳税人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3万钱以上的按1.2%的税率交纳，即以万钱为一算，一算征税120钱；而商人则按一贯千钱征税20钱，即2%的税率交纳，尽管税率偏高，但亦仅限于对现钱、放出债钱及货物征税，并不波及商业以外的其他财产。

二、张汤的算缗告缗法令

根据史料记载，张汤的算缗告缗法令，具有以下明显变化：

1、商人及高利贷者的纳税负担较之过去大为加重了

法令规定：凡商人、高利贷者或囤积货物乘时求利者，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自报资产并将其折价计钱，每2000钱为一算，征税120钱；属于自产自销的手工业品，则每4000钱为一算。

显而易见，此规定一是要对生产经营者与非生产性的商贾之人加以区别对待，即手工业生产者的税率仅为商人、高利贷者的一半；二是商人、高利贷者的税率由原来的2%(即每贯千钱征税二十)提高到6%，而其他非商人的财产，仍维持过去的1.2%的税率。

2、除对商人、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车船等财产税之外，还严禁商人占有土地，兼并农民

据载，汉代课征商贾之车，始自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按当时的规定，除官吏、乡三老和北边骑士之外，一般百姓有车(指一马驾的轻便车)者，每乘抽税一算，即征120钱，商人的车则每乘抽税二算，即240钱。

同时还把算课税范围由钱，物、车扩大到所有田宅、畜产、奴婢和船只等财产。规定：凡商人船只在5丈以上者，则每只船抽税一算。在以往的长途贩运贸易中，车、船是商人的重要运输工具，若商人拥有的车、船数量愈多，其财产亦就愈富有。因此，对商人的车、船加倍征收财产税。

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之害日渐猖獗的严峻现实，算缗法还明确规定：

“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人田值”。这是对其非法经营活动及其所敛钱财的一种法令限制和剥夺。

3、对商人的偷税漏税和匿财不报税的非法行为加重打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防止富商豪强匿财不报，武帝下令，凡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皮边一岁，并没人家财。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针对商人的欺隐和匿财不税行为，武帝又命杨可主持“告缗”，即鼓励人们检举、告发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者并规定将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十一月，武帝再次重申此令，以示决心不变。由于检举告发有赏，之人遍及全国。据载，在这次告缗中，中产以上的商贾之人，大都被告发。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这恐怕是汉兴以来商人受到的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通过告法没收来的大量钱财、土地，西汉政府亦都相应地作了处理，其钱财储藏于上林苑内，设水衡都尉主管上林；没收来的土地，一律充作国家的公田，并在水衡、少府、大农、太仆等机构设置农官。其公田收入，一部分供皇室使用，由水衡、少府掌管；一部分供军国之用，由大农负责。

总之，算缗告缗令的实施，既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有效措施，又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国家扩充了公田，使国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田租收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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