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政坛的群星璀璨与常何的微妙角色

初唐时期的政治舞台可谓风云际会，名将谋士如繁星般闪耀。即便历经千年沧桑，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李靖、房玄龄、魏征、杜如晦、高士廉、长孙无忌等——依然在史册中熠熠生辉，他们的生平事迹被后人反复传颂。然而，在这群璀璨的星辰中，常何的名字却显得黯淡无光。两唐书中，他的身影仅零星散见于他人列传，甚至连一篇独立的传记都未能留下，仿佛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微尘。不过，正是这位看似不起眼的武将，却因一次偶然的举荐而名留青史，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伯乐”。

马周举荐：一场意外的政治机遇

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广开言路，下令百官上书直言朝政得失。常何身为武将，不通文墨，面对这道诏令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请门客马周代笔，撰写了二十余条建议。这些建议切中时弊，深得太宗赏识。李世民阅后大为惊讶，心想这位平日不显山露水的武将竟有如此见识，便召来常何询问。常何不敢隐瞒，坦言道：“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并称赞马周“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太宗闻言，当即下令召见马周。马周却故意摆谱，迟迟不至，太宗竟数次遣使催促，足见其求贤若渴之心。最终，马周入宫面圣，与太宗相谈甚欢，随即被擢升为门下省官员。次年，马周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而常何也因举荐有功，获赐帛三百匹。多年后，马周官至中书令，位极人臣，常何则因这一偶然之举，被后世视为慧眼识珠的伯乐。

战场生涯：从李密麾下到唐初征伐

常何的军事生涯始于隋末乱世。据《旧唐书》记载，他曾追随李密征战，是其麾下二十名精锐游骑之一，骁勇善战。至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常何已升任平壤道行军副总管，协助刑部尚书张亮统领四万大军，乘战船自莱州渡海直逼平壤。这两段记载相隔近三十年，足见常何的军事生涯颇为长久，至少活到了贞观末年，既未战死沙场，也未因病早逝。然而，关于他的最终结局，史书却只字未提，仅留下寥寥数笔的片段，供后人拼凑其生平。

玄武门之变：被高估的关键角色？

上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根据敦煌遗书中的《常何墓碑》，重新审视了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碑文记载，武德七年，李世民将常何调入长安，委以玄武门守备之职，并赐予金刀、黄金以示笼络。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常何作为守将，被认为在此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细究史料，常何的实际地位或许被后世过度拔高。玄武门屯营的真正掌权者是敬君弘，他在事变中率军抵抗太子余党，最终战死，被追封为左屯卫大将军。而常何在事变后的封赏仅为真化府折冲都尉、武水县开国男，爵位与官职均远不及尉迟敬德等核心功臣。若他真如某些演义所述是玄武门的“总指挥”，如此微薄的封赏显然不合常理。

历史评价：被遗忘的配角与碑文的粉饰

《常何墓碑》由李义府撰写，自然不乏溢美之词。碑文称常何“手不释卷”，尤爱研读《汉书》《孝经》，甚至向归附的蕃将赠送《孝经》，以教化。此外，碑中还记载了一段他与太宗的对话：当问及李密之能时，常何盛赞其“雄武绝人，有霸王之略”，并巧妙以项羽类比，既肯定了李密的才能，又未贬低李唐的功业，足见其言辞之谨慎。

然而，碑文对常何举荐马周一事的描述却与正史略有出入。碑中称常何“虚怀再揖，厚备宝礼，遽加表荐”，仿佛是他主动慧眼识才，而非因“代笔”阴差阳错。这种粉饰，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碑志传统，但也让后世对常何的真实形象多了一层迷雾。

结语

常何的一生，恰似初唐史诗中的一段插曲。他既非运筹帷幄的谋臣，亦非战功赫赫的名将，却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无论是举荐马周的偶然，还是玄武门之变的争议，都让这位“配角”在千年后仍被偶尔提及。或许，这正是历史的微妙之处——即便再渺小的角色，也可能在某个瞬间，悄然改变故事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