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业分工可谓丰富多彩。早在唐朝时期，民间就有\"三十六行\"的说法，后来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变为\"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等说法。不过这些数字都只是对行业种类的大致概括，实际上古代社会的职业分工远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更为细致复杂。在如此众多的行业中，究竟哪一个行当的利润最为丰厚呢？

提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清朝时期的广州十三行。确实，在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背景下，广州十三行作为唯一获准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全部贸易往来。这种特殊的垄断地位使得十三行的商人们获得了惊人的财富积累。据史料记载，十三行的行商们个个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甚至可与当时的王公贵族相媲美。

其中最为富有的当属总行商伍秉鉴。根据可靠的历史档案，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时，伍秉鉴的个人资产已经高达2600万银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约合2000万两白银。要知道，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左右。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对伍秉鉴作出这样的评价：\"拥有世界上最大商业资产的天下第一大富翁\"。这一评价充分说明，伍秉鉴不仅是当时中国的首富，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富。

然而，这种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所造就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如果从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行业来看，最赚钱的当属盐业贸易。食盐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古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没有现代冷藏技术的古代，食盐是保存食物的主要手段，通过腌制可以大大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可以说，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石油资源。加之食盐并非每个地区都能生产，具有天然的稀缺性，而一旦发现盐矿或盐田，其开采成本又相对低廉。因此，古代的产盐地区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一样，几乎可以说是躺着就能赚钱。

面对如此暴利的行业，古代政府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中国很早就开始对盐业实行国家专营制度。早在春秋时期，齐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强国，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即由国家垄断盐铁等重要资源的经营，通过\"便鱼盐之利\"来充实国库。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在商鞅变法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汉朝初年曾短暂开放盐业民营，结果导致许多盐商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其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王侯将相，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极大忧虑。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导致国库空虚，于是重新实行盐铁官营政策，由政府直接控制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严禁民间私自经营。

这一政策为汉朝政府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有效缓解了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同时也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基础。自此以后，历代王朝都对盐业实行严格的管控。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被视为与谋反同等的重罪。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原因就在于盐业的利润实在太过诱人。

那么私盐的利润究竟有多高呢？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北宋时期，政府在陕西地区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高达每斤四十四文钱，而在青海产地的收购价仅为每斤五文钱，实际开采成本则更低。这意味着食盐的售价通常是成本的20倍以上。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利润率恐怕只有毒品交易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这种暴利的驱使下，古代的私盐贩子往往富可敌国。更有甚者，一些私盐贩子还利用积累的财富组建军队，发动起义。比如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等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靠贩卖私盐起家的。

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对盐业的管理方式有所调整，改为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向商人发放\"盐引\"（相当于现代的特许经营许可证），持有盐引的商人可以合法地从盐户手中收购食盐，然后进行转运和销售。这种\"低价收购、高价出售\"的经营模式让盐商们日进斗金。不过，要获得盐引，商人必须完成政府分配的各项任务，比如为军队运输粮草等物资。此外，盐商们还需要向主管盐务的官员行贿巨额钱财。清朝时期主管盐务的官员被称为\"盐道\"，这被认为是当时最\"肥\"的官职之一。

明清两代的盐业经营，堪称官商勾结获取暴利的典型案例。当时闻名全国的晋商和徽商两大商帮，就是在盐业特许经营制度下，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发家致富的。其中，徽商的盐业贸易主要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扬州地区。扬州盐商以高超的商业智慧和圆滑的处世之道闻名，他们深谙权贵心理，总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讨好当权者，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