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这个词语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一提起它，就会联想到高考中拔得头筹的学子。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人数逐年增加，考试难度也逐渐加大，而每一年仍然会诞生新的“状元”。在许多人眼中，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荣耀与高度。但你可知道，“状元”这一称谓最早是出现在我国的哪个朝代呢？

科举制度的诞生要追溯到隋朝，它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此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场的长期把持。进入唐朝之后，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且正式设立了“状元”“榜眼”“探花”之分。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郎——孙伏伽横空出世。

初露锋芒

隋炀帝在位时举行过科举考试，当时尚未设立“状元”一科。籍籍无名的孙伏伽在这次考试中高中进士，得以进入仕途。由于缺乏背景和经验，他被派往西安任职，主要负责审理贪腐案件。虽然官职不高，但他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深受百姓爱戴。然而，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民变，最终导致隋朝覆灭。孙伏伽见机而作，选择归顺唐朝，继续为官。

唐高祖李渊在位后，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选官制度。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朝廷举行了第一次设有“状元”科目的科举考试。考试过程极为严格，要经过地方院试、乡试、会试，最后才能进入殿试。状元不仅是进士中的翘楚，而且三年才产生一次，含金量极高。孙伏伽自然不愿错过这一机会，再度应考，并最终以第一名的佳绩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郎。自此，他的声名远播，仕途也步入了新的高峰。

直言敢谏，不畏权威

作为大唐开国初期的重要官员，孙伏伽深知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统治者的德行息息相关。他在朝堂上常常直言进谏，提醒李渊不要重蹈隋炀帝奢靡误国的覆辙。他提出三点忠告：第一，统治者应以百姓疾苦为先，不可沉溺声色犬马；第二，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才能稳固天下；第三，选拔储君与身边近臣必须慎之又慎，因为环境与品性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李渊不仅没有震怒，反而对他刮目相看，提升了他的官阶。

当李渊在稳定政权后，试图反悔之前的赦令，欲重新追究旧敌的罪责时，群臣大多随声附和，唯独孙伏伽敢于直谏。他提醒皇帝：“君无戏言，若连天子都不能守信，天下人又凭何信服？”李渊听后醒悟，不但采纳了意见，还在朝堂上嘉奖他，这让孙伏伽在朝野间声望日隆。

忠心不改，舍生谏君

唐太宗即位后，更加重用孙伏伽，提拔他为大理寺少卿。在政务上，孙伏伽依旧敢于直言。例如，当太宗没有征求高祖意见，就要让其搬离太极殿时，孙伏伽当众指出这是不孝之举。群臣皆惧怕冒犯皇威，但太宗却欣赏他敢言，甚至赐予厚赏。

另一次，太宗准备外出打猎，孙伏伽担忧安危，极力劝阻。见皇帝执意要行，他索性将马缰系在自己腰间，誓死相阻，甚至表示宁愿以死明志。太宗先是震怒，下令拖出去斩首，但孙伏伽仍然面不改色，言辞恳切。最终太宗转怒为喜，称赞他忠诚可嘉，并与他对弈谈笑，由此更加倚重他。

归隐故里，平淡收场

然而仕途并非一路坦途。贞观五年，孙伏伽因奏章出错被罢免。回乡后，他并未因此心灰意冷，而是潜心读书作文，宠辱不惊。数年后，他再度被启用，重任大理寺少卿。直到永徽五年，他才真正告老还乡，晚年生活平淡安然。四年后，他在家中寿终正寝，终身不为名利所累，留下了清正廉直的名声。

孙伏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不仅凭借才学赢得了仕途的开端，更以忠言直谏、敢于犯颜的品格书写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映射出科举制度带来的社会变革，也展现了一个士子为国为民的担当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