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频繁迁都的王朝。史书记载中提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也就是说在商汤之前，商族迁徙过八次，而在商汤建立王朝之后，作为华夏正统的商王朝又迁徙了五次，总共十三次。直到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才逐渐稳定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形成了著名的殷墟文化。然而，考古发现显示，这一数字可能远不止十三次。在安阳殷墟以北，还出土了洹北商城遗址，其年代略早于殷墟，提示盘庚迁殷的初期都城或许并非殷墟，而是洹北商城。这说明史料中的迁都记载，并未完全涵盖商代真实的变动情况。至于频繁迁都的原因，古籍中多有解释，或说是因洪水肆虐，或归因于王室内部权力斗争。但总体来看，迁都无非是为了在危机中重新巩固统治。

相比之下，夏朝的都城更显扑朔迷离。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定为夏都斟鄩的遗存，河南也专门建立了夏都博物馆。按照《史记》所言，从太康到夏桀，都以斟鄩为都，好像夏朝都邑非常稳定。但考古测年结果却表明，二里头文化上限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而大禹时代的龙山文化末期与此之间有200多年断层，因此二里头遗址无法涵盖从太康至夏桀四百余年的跨度。更关键的是，二里头文化并非河南龙山文化的直接继承，而是由多支文化融合而成的“移民城市”。这让学者们认为，二里头并非夏朝最早的都城，而只是其晚期的政治中心之一。

史籍记载显示，夏朝的迁都次数其实不少。大禹先后建都阳翟、阳城、平阳；其子启又先立都钧台、阳翟；太康、仲康居斟鄩，之后迁帝丘；少康中兴时迁都阳翟与原；杼则定都老丘；孔甲迁西河；夏桀又迁回斟鄩。仅这些零散记载便显示出夏朝的迁徙至少在七八次以上。与商朝类似，夏朝频繁迁都的原因也值得探讨。若从自然环境看，夏朝立国基础就是大禹治水，史料中并没有迁都为避洪的记载；若从军事威胁看，确实有两次重大外患：一是太康失国，东夷后羿与寒浞先后掌权，夏室中断四十年；二是夏桀末年，商族崛起，最终推翻夏朝。但这两次危机并不足以解释夏朝整个时期屡屡迁都的现象。

真正的根源，或许在于夏朝的政治结构。夏政权从尧舜部落联盟演化而来，本质上仍是松散的方国联盟。夏后氏虽然凭借大禹治水的威望，固定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统治必须依托于姒姓同盟及其他附属族群。夏朝都城的迁徙，其实反映了联盟内部不同支族的轮流“执政”。比如《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反攻寒浞，依靠的正是斟鄩、斟灌两族之力。可以说，夏朝的都城并非固定的权力中心，而是君主依附哪个同盟族群，就以其地为都邑。考古材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大禹建都的登封王城岗遗址面积仅30万平方米，远不及后来的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这说明夏朝早期并没有形成与中央集权王朝相匹配的“王都气象”，而是延续了部落联盟时代的传统。

综上，夏商两代迁都现象虽表面类似，但背后原因有所差异。商朝迁都是在自然与权力冲击下，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略调整；夏朝迁都则源于其特殊的联盟体制，是尧舜禅让传统的延续与变形。夏后氏名义上是共主，但实际上必须依靠姒姓同盟与附属部族的支持，因此频繁迁徙都城，正是其政治格局的真实写照。这也解释了为何考古学家在不同遗址都能看到夏文化的踪迹，却难以找到一个完全统一的“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