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开国皇帝名义上是唐高祖李渊，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也有着“开国皇帝”的色彩。这种印象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大唐立国的过程中，李世民确实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在唐王朝的开国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分工格局：太子李建成主要辅佐父皇李渊处理朝政，而二皇子李世民则亲自统率大军征战四方。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在晋阳（今太原）举兵，这一事件成为李唐王朝开端的重要标志。

根据传统史料的说法，李渊起初并无起兵谋夺天下的打算，而是李世民与幕僚刘文静暗中筹划，诱使李渊在隋炀帝杨广的离宫留宿。离宫虽不及京城后宫，却也属于皇帝的禁地，其中的女子按礼制亦属天子之妃嫔。李渊此举被认为是犯下大罪，从而被逼上绝路。在这种叙述中，晋阳起兵仿佛完全是李世民与刘文静一手导演，而李渊只不过是个被操纵的傀儡。然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晋阳起兵的谋划几乎全由李渊亲自设计，李世民更多是忠实的执行者。后来因玄武门之变，李渊被迫退居太上皇之位，李世民为了给自己夺权正名，便有意强调自己在开国中的作用，同时削弱了李渊的功绩。如今史学界多认为，晋阳起兵的最高决策权与组织者仍是李渊本人。

尽管如此，即便去掉后世渲染的成分，也无法否认李世民在唐朝创业中的卓越功勋。他虽然不是晋阳起兵的主导者，却在关键环节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李渊命其出外招募兵士时，他仅用十来天便集结了数千人马，显示出极强的组织力与号召力。随后李世民率先攻占西河，为李唐政权的壮大打开局面。当李渊在攻关中遭遇隋将宋老生，甚至一度心灰意冷欲退回太原时，正是李世民在帐外哭谏，才挽回了危局。随着长安的攻克与唐朝的建立，年轻的李世民因军功显赫，被封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并获封秦王。与历史上许多仅凭血统受封的皇子不同，李世民的爵位与荣誉几乎完全凭借自己的战功赢得。

封王后的李世民并没有沉溺于享乐，而是继续投身于统一战争之中。武德元年，他率军西征，历尽艰险后平定了陇右的薛仁杲政权。武德二年至三年，他又先后击败宋金刚与刘武周，使李唐政权彻底稳固西北，得以集中力量对付东部的割据势力。武德四年，李世民奉命讨伐洛阳的王世充，并在决定天下归属的虎牢关之战中，以区区千余玄甲军斩杀、俘获敌军六千余。王世充见势不支，只能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又以三千余精兵破敌十余万，终令窦建德全军覆没。自此，王世充投降，唐朝统一大势已定。从唐高祖登基起的六大战役中，李世民独自主持了其中四场，可见其在统一过程中的举足轻重。

随着战功不断累积，李世民的官职节节攀升。洛阳大捷后，李渊甚至为他专设“天策上将”一职，此官位在当时凌驾于文武百官之上，仅次于皇帝与太子，并享有开府自置幕僚的权力。更为特别的是，李世民的秦王府甚至获准铸币，这在当时意味着他拥有几乎独立于东宫的财政体系。这些权力大大强化了李世民的政治地位，使其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势力集团。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名将皆归心于他，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也尽入麾下。李世民善于网罗人才，不拘出身，只要能用皆予以厚待，这使得他在政治与军事上同时建立了稳固的根基。

然而，李世民势力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此时的李世民，既有功勋，又有人望，更有大批文武辅佐，实际上已构成对太子继承权的实质挑战。由此，兄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势力在宫廷内外展开较量。李建成虽拥有太子的法统优势和更雄厚的政治资源，但在军功与人才聚合力方面却略逊一筹。宫廷政治斗争使得李世民长期被压制，他若继续依循常规手段，几乎没有胜算。因此，随着形势趋于稳定、战争功勋的重要性日渐淡化，李世民逐渐被逼到绝境。最终，他选择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破局，发动了震惊史册的玄武门之变。

这一政变出乎李渊与李建成的意料。李世民深知若按常规规则斗争，只会被一步步削弱，因此孤注一掷，以武力解决问题。历史证明，李世民的果决与狠厉让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也彻底改写了唐朝的政治格局。玄武门之变不仅决定了储君之争的走向，也奠定了李世民后来作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基础。可以说，李世民正是凭借在乱世中的果敢与手段，从劣势中扭转乾坤，最终坐上了帝位。

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唐初政治的复杂与残酷，也说明了在乱世与盛世交替之际，单凭法统或军功都不足以保证权力继承，最终的胜者往往是最能抓住机会并敢于破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