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无锡，有一位姓孙的读者向御史提到，家中珍藏着一幅皇帝御赐的“寿”字。御史起初心中打鼓，怀疑这极可能是后人伪造的物件，因为在此前的经验中，类似的“御赐”往往多为假冒。但孙先生似乎察觉了御史的疑虑，便主动介绍了自家祖上的情况。经过交谈，得知孙氏家族世代官宦，并且家谱有据可考。他特别提到两位先人：一位是大明万历年间的状元孙继皋，官至吏部侍郎；另一位是清嘉庆年间的进士孙尔准，曾任闽浙总督。御史随即翻阅文献，发现孙氏一族果然在明清两代皆属江南名门望族。至于开篇所说的“寿”字，孙先生确认是道光皇帝赐予孙尔准的，他本人也查到一些旁证资料，因此希望御史能补充更多关于清代皇帝“赐寿”的制度与背景。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御史查阅了数日资料，并借机与清史爱好者共同探讨。事实上，“赐寿”并非偶然的恩典，而是一项典章制度。自顺治朝起，已有皇帝赐寿之例，但早期只限于受宠高官，且主要集中在京城。到了乾隆时期，赐寿逐渐制度化，成为皇帝笼络耆宿重臣的惯例，被称作“赐寿之典”。根据《清实录》记载，只有内外一品以上的大臣才具备资格，如大学士、尚书、总督等，而侍郎、巡抚这一级则极为罕见。

古代人十分看重“整寿”，尤其是六十岁。因当时平均寿命有限，六十已算高寿，七十、八十更是稀有。因此，凡一品大员逢六十寿辰，皇帝往往格外赏赐，最常见的就是御书“福”、“寿”二字，还常伴有文玩、珠宝、人参等贵重之物。若遇上重臣，则另有加赏。这类赐寿的仪式非常隆重，《大清会典》明确记载：钦使提前送来御书匾联与诸多寿礼，庭院设香案，大门外设乐舞与宫灯迎导，受赐大臣须行三跪九叩礼，方能接旨。这种场景，既彰显皇恩浩荡，也体现了朝廷的威仪与秩序。

御史在文献中整理了几则道光朝的赐寿实例：如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七十寿辰，得赐御书匾联与珍玩文绮；道光四年，大学士曹振镛七十寿辰，同样获赐御书与寿礼；道光九年，尚书黄樾八十寿辰，更得到御书“福寿”与朝珠如意等礼。类似的还有协办大学士芦荫溥、曹振镛八十寿辰的盛典。封疆大吏如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盛京将军宝兴、两江总督陶澍等，亦曾受赐。至于孙尔准本人，则是在道光十一年六十寿辰时蒙赐御书匾额与“福寿”字，另附珍玩、文绮。由此推测，孙先生家中所藏之物，极可能是真迹，只是流传至今，遗存不多，才仅存这一幅“寿”字。

值得一提的是，“赐寿”并不只针对大臣本人，其父母若高龄，同样有机会蒙恩。前提仍是官员本身必须为一品大员。例如，道光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何汝霖之母丁氏九十寿辰，五世同堂，皇帝特颁御书匾联与“福寿”字；同年大学士陈官俊之母夏氏九十寿辰，也获同样恩典。此举既是笼络重臣，也是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有时皇帝甚至会破格赐寿，如工部尚书杜受田的父亲虽病重，年八十四，道光帝仍赐御书匾额。若逢皇帝或太后万寿节，皇恩更会普及至大臣父母，年逾八十者皆可蒙赏。晚清时期，此制度门槛有所降低，二品官员如侍郎、巡抚、提督甚至总兵，也常见有赐寿之例。

最后须说明，御史仅是清史爱好者，谈不上专业权威。许多读者提出的问题，因个人学识有限，未必能详尽作答。尤其在文物鉴定方面，御史更是“门外汉”，仅能就史料提供线索，而无法判断真伪与价值。至于孙先生家的这幅“寿”字，至少从史料角度看，确有传承脉络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