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由中央档案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联合主办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档案展》专题展览面向公众开放。
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领导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最早吹响抗日号角
点燃民族抗争星火
△8月29日,车辆经过复兴门桥上的彩虹门。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大营的枪声划破夜空,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大步骤。
存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为重,号召全党同志组织群众开展爱国运动,武装反抗日本侵略。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回荡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号召人们起来抗日。
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赵战生教授家中珍藏着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其起草人正是他的父亲——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赵战生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说:“父亲连夜起草,主要写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日本武装占领沈阳,是其‘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的必然行动,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已久的侵略;第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第三,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按照组织程序,对于重大事件应当首先由党中央表明态度和看法,但由于事出突然且紧急,满洲省委打破常规,率先发表了宣言。”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宣言》……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
“我爷爷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他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在河南省确山县杨靖宇纪念馆,杨靖宇将军的孙子马继民讲述祖父的事迹时,几度哽咽。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濛江(今靖宇县)与日军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35岁。
“将军(杨靖宇)说,我们中国人绝不做亡国奴,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跟鬼子拼到底!”曾是杨靖宇将军麾下“小兵”的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敏生前每次回忆起抗联岁月,浑浊的眼睛总会泛起泪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朗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宣言号召,到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从1932年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编为东北抗联),到1935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是最早觉醒、最早行动、最早抗战的政治力量。它不仅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抗日榜样,更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抗争星火。”
东北抗联的斗争史,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日的生动缩影。据《东北抗日联军档案史料汇编》记载,1931年至1945 年,抗联在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先后进行大小战斗10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8万余人,牵制日军76万兵力,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赵尚志率部在松花江下游开辟游击区时,曾创造了“冰趟子伏击战”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1937年3月,周保中率400余名骑兵,在依兰县五道岗设伏,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机枪10挺、步枪200余支。日军曾悬赏“万元通缉赵尚志”,甚至提出“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得一两银”的极端价码,但始终未能动摇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坚定意志。
在华北,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救亡运动,反对汉奸卖国行为。1931年至1937年,从苏区、长征到陕北,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抗战宣言、通告等近百次,以明确主张和坚定实践,发出民族救亡最强音,这与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照。
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凝聚全民族抗战伟力
△ 复兴门外大街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横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毅然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放下历史恩怨,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代表团赴西安斡旋。
周恩来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会谈中明确提出:“西安事变的解决,不应以报复蒋介石为目的,而应着眼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份以民族利益为先的胸襟,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爱国将领杨虎城之孙杨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爷爷(杨虎城)生前说,周恩来先生的到来,让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格局——他们不是为了一党之利,而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维护者。从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到西安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再到抗战期间多次挫败国民党‘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独立自主原则维护统一战线团结,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核心。”
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族的力量被空前凝聚。在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仅1938年至1941年,就募集捐款达4亿余元国币,输送3200多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其中1000余人牺牲在滇缅公路上。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救国,这种凝聚力,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在内蒙古,蒙古族抗日武装“大青山支队”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先后收复绥中、绥西等地区,让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彻底破产。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指出:“抗战期间,全国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华侨、少数民族等各阶层均贡献了力量。这种全民族的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抗战区别于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显著特征。”
以持久战战略照亮胜利道路
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
△ 8月29日,前门大街北口的“万众一心”雕塑。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之间工业能力、装备水平等差距悬殊,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一败再败,失地千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先后失守,一股亡国论的悲观论调开始蔓延。就在此时,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写下经典著作《论持久战》。《论持久战》以无可辩驳的逻辑,科学预见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以百岁高龄辞世的抗战老兵张友仁,曾是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的一名战士。他生前回忆道:“以前打游击,总觉得看不到头,学了《论持久战》才知道,现在的撤退是为了以后的反攻,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打败鬼子。”
“中共的游击战,是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我们深陷泥潭的浴血战争。”这段记载,出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承认了敌后战场的威力。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等武装,深入日军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将敌后战场发展为抗战的主战场。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这正是持久战战略中“战略相持阶段主动出击”的具体实践。据《百团大战档案》史料数据,此战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极大提振了全国士气。
“百团大战发生在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当时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内也出现了‘投降论’的声音。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王建朗说。
据相关史料数据,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有效牵制了日军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这些数据,清晰展现了敌后战场的核心作用——它不仅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更成为战略反攻的重要基地。
在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抗战”与“民生”紧密结合,让根据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巩固基地”和“社会进步的示范新区”。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着一份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中明确提出“保障人权、实行民主选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等政策。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坚持抗战,还积极推进民主建设和社会进步:实行“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让各阶层群众都能参与政权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军民的粮食问题,王震率领的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将“烂泥湾”变成了“好江南”;普及文化教育,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培养了大批抗战人才。同时,在农村开办识字班、夜校,仅晋察冀边区就有识字班1.3 万余所,扫盲人数达100余万人。这些实践,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更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民卿分析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是军事战场,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抗战的战场。它通过根据地建设,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抗战到底、民主进步’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敌后战场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杨凤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本质上是‘依靠人民’的路线。它打破了‘战争是军队的事’的传统观念,将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等一切力量动员起来,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独特贡献。”
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率先号召抗日,到西安事变中的力挽狂澜;从《论持久战》的科学指引,到敌后战场的浴血奋战;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到根据地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走过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段历史,是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史诗,是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记忆。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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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林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