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因丞相胡惟庸心怀叵测，企图谋反，最终将其处死。胡惟庸原本是朱元璋在战争时期的心腹战友，却因权欲而走向覆灭。从此，胡惟庸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因为朱元璋立下祖训——明朝自此永不再设丞相之职。丞相作为历朝历代的百官之首，一旦被废除，满朝文武似乎失去了主心骨，而朝政的大权则完完全全掌握在朱元璋本人手中。不过，朱元璋并非真的要让文武百官无所依仗，他早就心中有数，打算扶持一个特殊的象征性人物来代替这一位置，那就是延续两千多年、世代相传的孔子嫡系后裔——衍圣公。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朱元璋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逐步提高孔氏家族的地位。洪武元年（1368年），刚刚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便召见了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因孔克坚身体抱病，朱元璋允许其嫡子孔希学承袭爵位，从此孔希学成为五十六代衍圣公，并与朱元璋保持长达十四年的密切交往。在这期间，朱元璋不断对孔家施以优待。洪武七年，他下诏免除衍圣公所有田产的赋税，这在当时无异于巨大的恩赐。然而朱元璋仍觉不够，他特意命令礼部去查阅汉、唐、宋各朝对孔氏后裔的优待措施，并要求要比前代更加隆厚。也正因如此，朱元璋成为历史上对孔子后裔最为优渥的一位皇帝。

朱元璋对衍圣公孔希学极其尊重，甚至不直呼其名，而是以“孔承袭”相称，以示敬重。他还规定衍圣公每年都要来南京与自己见面，叙叙旧情，以此拉近感情。但对于孔希学而言，这却并非易事。因为从山东曲阜到南京虽有大运河可通行，但每年长途奔波，对年事渐高的孔希学来说是一种负担，可以说是“盛情难却，苦不堪言”。

朱元璋如此礼遇孔子后裔，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对文化的尊崇，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儒家思想在稳固统治、教化百姓方面的巨大作用。洪武十年，他下令为衍圣公修建专属衙署，并将孔府从孔庙中独立出来。从此，曲阜形成了孔庙、孔府、孔林并存的格局，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孔”。若非朱元璋的这一安排，后世恐怕只能称作“二孔”，而且“孔子排行老二”的说法多少带有不吉之意。由此可见，朱元璋不仅有政治谋划，也颇有前瞻之见。

洪武十四年，孔希学去世。朱元璋不但亲自撰写祭文，还派专人前往曲阜致祭，这一做法后来成为定制——自此以后，每逢衍圣公及其夫人去世，皇帝都要派人前往祭祀。第二年，孝慈高皇后葬于孝陵，孔希学之子孔讷奉召入京参加葬礼。朱元璋见到孔讷后非常欣喜，当即对群臣说：“孔讷真乃圣人之后，应当承袭爵位。”因守孝未满，孔讷暂时辞让，直到守孝期过后，他才正式袭爵。其袭封场面极其隆重：百官列班迎接，太学学官率领两千余名学生整齐迎候，之后还举行释奠典礼，将此事告告于孔子，可谓荣耀至极。

更重要的是，随着丞相制度被彻底废除，朱元璋将衍圣公列班群臣之首，位于文官之列的最高位置，甚至高于武官，这几乎相当于“文武百官之首”。朱元璋借此既避免了丞相独揽大权的隐患，又确保朝廷不至群龙无首，可谓一举两得。

按照旧例，衍圣公应授二品散官头衔，但朱元璋却破例提升，直接将其定为视一品，这使得衍圣公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值得一提的是，洪武三年时，朱元璋曾大规模削减前朝的一些封号，包括五岳、四镇、四海的神祇以及部分忠烈之士的封号，连历代尊奉的“武圣”“亚圣”都遭到更改或废除，唯独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得以完整保留。朱元璋曾说：“孔子阐明先王之道，为天下师表，功业岂可与一时一地的功臣相比？其封号理应依旧。”

综观朱元璋一系列举措，可以说他在历代帝王中给予孔子后裔最高礼遇。无论是免税优待、礼制抬举，还是象征性的朝廷地位安排，皆体现了他既尊孔崇儒，又善于借助儒家力量稳固政权的深远谋划。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优待孔子后裔的皇帝”这一特殊评价。

（参考资料：《孔子世家谱》《明史》《衍圣公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