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人民军攻破南韩首都汉城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毛主席在认真阅读完朝鲜战场的详细战报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他站在办公室中那幅标注着东北亚局势的地图前，经过短暂的沉思后，下达了一道极为重要且隐秘的指示：将原本驻扎在中原腹地的解放军第13兵团调往东北。这一行动极为低调，未引起外界注意，却在短时间内完成了26万精锐部队的秘密集结。彭德怀后来对此举高度评价，称这是“伟人远见”的真实体现。

然而，在朝鲜人民军屡战告捷的背后，危机正在逐渐酝酿。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随后由苏联和美国分别在北纬38度线以北与以南实施托管。起初，美苏双方希望通过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但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朝鲜半岛很快演变为美苏在东北亚角力的前沿阵地。在苏联的扶持下，金日成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在美国的支持下，李承晚则建立了大韩民国，自此半岛南北对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与美国对半岛事务态度的谨慎试探不同，苏联对朝鲜实施了大规模军事援助，这直接导致1950年中期南北军力失衡。朝鲜人民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与突击战术，在短短数日内突破韩军多重防线，并在开战第三天攻占汉城。金日成甚至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半岛统一。面对朝军的猛烈攻势，美军最终决定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由此全面升级。此时，毛主席已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走向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美国不可能容忍社会主义政权在东亚进一步壮大，而一旦朝鲜局势剧变，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支援其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开违背此前“不干预”台湾事务的承诺，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向中国施压，并试图阻碍中国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虽然美军初期未能扭转战局，美韩联军依然被迫节节后退，但毛主席作为一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家，清楚地看到了朝鲜人民军背后的隐忧：其后勤补给线同样脆弱，一旦战线被拉长，就会完全暴露在美军强大的海空火力之下。

毛主席深知，一旦美军从后方发起突袭，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将面临被合围的风险，而金日成当时显然低估了这种可能性。若战局逆转，中国东北的苏联援建工业基地将首当其冲，威胁不可忽视。因此，中国政府提前向朝鲜方面发出预警，但金日成并未将这一意见当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果断召开国防战略会议，拍板决定调动第13兵团北上防御。这支部队包括四个主力军，从后续战局来看，这一战略部署可谓是先手中的关键一招。

事实上，不仅毛主席，许多中国高级将领当时已看出朝鲜人民军的处境岌岌可危。第18集团军的雷英夫明确指出仁川一带可能成为战场转折的核心区域。毛主席对此深表赞同，并立即委托周恩来将中国的情报与预测告知苏联驻华大使，再转达给朝鲜方面。然而，金日成此时仍沉浸在“将美韩联军赶下海”的幻想中，没有按照建议重兵把守仁川。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时，当地仅有数千朝鲜兵力驻守，自然无法阻挡数万美军精锐。仁川登陆战的成功，使朝军主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釜山方向的部队更是被第8集团军歼灭殆尽。

朝鲜战局全面失控之际，早已在东北集结完毕的26万大军开始显现战略价值。毛泽东命令彭德怀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好入朝作战准备，同时加强东北防御，以防美军地面部队进一步北犯。中国政府也向美国发出严正抗议，但未被重视。

坦率而言，毛主席并不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卷入这样一场涉及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对手是当时的全球头号军事强国。然而，历史的教训与对未来的判断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仗“早打晚打都得打”，主动出击反而能掌握主动权。正如他所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随着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续战局众所周知：志愿军凭借卓越的指挥与顽强的战斗意志，击退了号称世界最强的美军，在多次战役中掌握了战略主动。当中、美、朝三方最终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时，中国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

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评价，毛主席预判性地调动第13兵团北上，是“只有伟人才能作出的决定”。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曾承认，毛主席在朝鲜战争初期的应对远胜于杜鲁门政府幕僚团的策略。这种超越常人的战略远见，使中国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博弈中赢得了主动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