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各据一隅形成并立的格局。三国虽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关于谁承担正统的争论自始至终没有停歇。有人坚持曹魏从东汉血脉延续而来，理应承载正统；也有人坚信蜀汉的创立者刘备源自汉室宗亲，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汉统。这场关于正统归属的辩论，伴随三国史的记叙与后世的政治演变，一直延续到南宋，成为历史学与思想界的热点话题。正统之争不仅关乎王朝的名号，更涉及对历史秩序、道德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深层认定，因此耐人寻味地跨越了数个世纪。

一、谁是正统

在中世纪的历史观念里，正统具有极高的权威与决定性意义。东汉末年的乱世与之后三国鼎立的现实，使各国都希望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来正名自身。于是，曹魏、蜀汉在各自的史书与口述传统中，纷纷以正统自居，并以贬抑对手来巩固自家的地位——被称作“曹贼”“蜀寇”之类的贬称，在当时政治语境里并非偶然。263年，蜀汉灭亡；两年后，曹魏被西晋取代。此后，史家们在记叙史事时对正统的归属产生了分歧。原蜀汉官员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偏向为曹魏立正统，将曹操封为“武帝”、曹丕封为“文帝”，而对刘备、刘禅则分别以“先主、后主”作称谓，显示出对曹魏正统的默许态度。进入东晋时期，习凿齿对三国史的述评却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蜀汉才是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并且在临终前向东晋皇帝上表，系统阐述了“晋承汉统”的历史观。此后，蜀汉与曹魏孰为正统的问题再次推向历史讨论的前沿，成为学者与政坛之间的持续争辩。

二、北宋尊曹

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使得正统的认定并非一成不变。广泛的倾向是把曹魏视作正统，哪怕一些出身西汉宗室的名门望族如刘裕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也曾被动或主动认同曹魏的正统地位。北宋初年，国家框架仍沿用“五德始终”的历史观来断定正统，即以曹魏为承接汉统的正统政权。进入北宋中期，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虽然并未彻底否定曹魏的正统地位，但他们开始质疑并改写“五德始终说”的理论基础，提出以“功业”为正统的实际标准。欧阳修在《魏论》中明确提出，魏取汉的逻辑等同于汉取秦，秦取周的历史模式，因此“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的论断，成为重新定位正统的关键语言。他还指出，刘备自称汉室后裔却未能统一天下，因而难以被视作正统。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也多用曹魏的年号纪年，甚至在记载诸葛亮北伐的部分使用“入寇”等词汇，借此将曹魏的合法性置于更强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中。这一阶段，北宋学者虽仍未完全推翻曹魏的正统说，但已经为后来的“功业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南宋尊刘

到了南宋，正统观念的讨论出现了显著的转向。在北宋时期占主导的“曹魏正统”话语，逐步被以朱熹、张栻为代表的一批儒学学者所挑战和修正。他们从名分与道德的角度出发，重新评价三国史的叙述，逐渐倾向于强调蜀汉的正统性地位。朱熹明确表达了对曹魏的否定态度，认为曹操本应被视作离经叛道之人，而孙权因其政治道德和地缘优势亦不具备正统资格，真正具备正统名分的只有“先主”刘备。张栻等人则以汉室血脉的延续性为核心论证点，认为刘备出自汉族宗亲，因而更符合汉统的道德与名分标准。南宋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对三国史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与再叙述，重新安排了三国人物的历史形象与道德评判，使蜀汉在学术层面确立了更为显著的正统性地位。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与史书修订，反映了南宋政权在道德与名分上的自我定位，以及对前代叙述的改写欲望。

以上演变显示，正统的认定并非单纯依赖权力的强弱，而是一套复杂的历史、道德与叙事体系。在不同朝代的政治需要和知识传统之下，正统的归属可以发生相对稳定的偏移，进而影响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与诠释。三国史因此成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持续讨论的典范，其关于正统、 legitimacy 与道德秩序的讨论，亦在后世的政治与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