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八股文对人性的约束极为深重，清代把这种制度推向了束缚的高峰，同时也象征着封建帝制的专制达到极致。最明显的变动，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自称的用语发生了转变：明朝时，官员虽也经历过严格的八股训练，但在呈上奏章时，多以“臣”来称呼自己；到了清朝，普遍的自称却成了“奴才”。而“奴才”这一说法，往往是满族官员在向旗主汇报或自报时使用，体现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忠诚的不同展示。

清朝的官员称呼，经历了若干阶段，大体可分为前期、中期与晚期三段。前期的称呼并不死板：若你是明朝的旧臣，即便在上奏时仍可自称“臣”；而满族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可以自称“臣子”，并非必然以“奴才”为自称。相对地，只有在向旗主汇报时，满族人习惯把自己称为“奴才”，以表示对旗主的服从与忠诚。

进入中期，雍正皇帝亲自下令，凡是汉族臣子在上书时一律以“臣”自称，而满族大臣在同样场合则可改称“奴才”。不过这一规定并未在清代全面确立，因为雍正在位时间并不算长，改革的执行与持续性没有留下大量书面痕迹，后来的记载也因此模糊。

从根本上看，明朝与清朝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原地区虽由皇帝驾政，百姓仍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利；但清朝以旗地制度分割人口，旗内往往只有少数主人掌握实权，其他人多为主人的包衣。新朝的旗主们大量任用自己信任的人，因此不少人愿意自称“奴才”以拉拢与维护地位，结果奴才的数量逐步增多，皇帝也希望臣民更多地自称奴才，以便于统一指挥与控制。

自称“臣子”往往意味着自己并非皇帝的家奴，这是儒家传统教育留下的观念之一，其中强调的骨气在明代文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但进入清代，文人的骨气并不易被承认，许多忠君之士难以坚持对皇命的抗拒。清朝统治者希望所有大臣都遵从命令，减少抗拒，因此试图改写传统儒家文化，让官员普遍称自己为“奴才”，以便更顺畅地统治全阶层。遗憾的是，传统文人的骨气在这种奴化趋势前显得脆弱，最终出现了大量主动称谓“奴才”的现象，甚至以此来博取君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