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日本谍报人员荒尾精向东京当局递交了一份名为《复命书》的报告。这份文件不仅是对乐善堂间谍所搜集情报的整理和分析，更结合了荒尾精本人对清朝局势的深刻见解。在报告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清廷已彻底腐败，朝野纲纪荡然无存。官僚体系沉溺于权钱交易，朝政早已失去根基。荒尾精强调，日本与清国在地缘与政治上的关系紧密相连，一旦清朝在列强的挤压下走向灭亡，日本势必陷入险境。因此，日本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大变局。

在报告中，荒尾精还附上了由乐善堂谍员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结合这些材料，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清朝的腐败已非单一层面，而是全面性的，日本若想在未来与西方列强周旋，必须着手推动对清国的改造，甚至必要时介入，以便与之结成稳固的战略同盟。

与荒尾精相比，宗方小太郎在对清朝的整体判断上则更为深刻与理性。在甲午战争前夕，他修改并完善了此前拟定的《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在这份报告中，宗方小太郎提供了更为直观的数据：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九千余万两白银与五百余万石粮食。即便考虑到中国广袤的疆域，这样的财政收入也显得极为单薄。根据他进一步调查，中国百姓所缴税款总额高达四亿两，却只有不足四分之一进入国库，余下部分则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宗方据此断言，清朝的财政困境并非因民力不足，而是因腐败横行，贪官污吏早已将国家根基蚕食殆尽。

宗方小太郎指出，自古中国的贪腐就难以根治。雍正帝曾试图通过“养廉银”的制度来抑制官吏的贪欲，但这一措施并未起到实效，反而在清代中后期完全形同虚设。清朝官场徇私舞弊之风盛行，俸禄之外的贿赂早已成为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至宣统年间，仅内务府的年度预算就高达千万两，远超咸丰年间的数十万两，支出暴增背后正是无休止的挥霍与侵吞。军队同样不堪，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其腐败和走私风气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宗方小太郎与清朝重臣李鸿章在对国家根基的理解上出奇一致。李鸿章自嘲自己不过是“破屋的裱糊匠”，暗指清廷改革只是表面修补，而无法触及根本。宗方则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看似在推行变革，实则只是“粉饰太平”，如同为危楼重新上漆，一旦遭遇外部强烈冲击，必将轰然倒塌。

宗方进一步追溯清朝腐败的根源，认为其本质早在明末便已埋下。那时，民心涣散，社会风气崩坏，而清代统治者虽在康乾盛世中尝试重振，但仍未能恢复国民信念。到了晚清，贪污成为普遍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人能独善其身。司法系统更是全面瘫痪，金钱可以左右刑罚，百姓蒙冤无处申诉，导致社会矛盾层层积压，成为国家不可逆转的隐患。

在宗方小太郎看来，清国的危机不单在于政策失误，而在于民众整体的精神腐败。他借用孟子之言“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来阐明：当官员与百姓都陷入逐利心态时，国家必然走向衰亡。他甚至预言，若局势延续下去，十年至三十年之间，清国定会土崩瓦解。果不其然，十六年后武昌起义爆发，革命迅速席卷全国，清帝国轰然倒塌。

令人唏嘘的是，清政府在当时仍有可能自救。若能痛下决心，整顿纲纪、清除贪腐、修养民力，或许仍能延缓衰败。但事实却是，官员们一心筹备慈禧太后的寿宴，将“粉饰太平”置于民心之上，彻底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宗方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其判断不仅帮助日本当局准确把握清国的软肋，更直接影响了日本制定对华政策。

回顾宗方小太郎与荒尾精的报告，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局势的洞察远超当时大多数国人。尤其宗方，他以冷静的分析揭示出晚清衰败的根源，其报告至今仍令后人感到警醒与惭愧。

参考资料：

《复命书》

《中国大势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