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可以说从满清由一个东北部落逐渐成长为庞大帝国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并起到重要作用；而朝鲜与日本的联系则更为悠久，自唐宋以来两国之间的往来从未间断。相比之下，清朝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却显得冷淡，直至进入近代之前都未建立起正式的外交渠道。三方之间的互动，折射出东亚局势的复杂与微妙。

从白山黑水的部落起家，到入关取代大明，满清不断扩展势力，在东征西讨中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积极整合内部资源，完成了对北海道的经营，并通过对朝鲜、琉球的压力，确立了以本州为核心、南北绵延数千公里的势力格局。清与日两国虽然地理上相邻，却各自忙于国内事务，彼此之间几乎毫无直接的官方往来。直到清同治十年，才在晚清的背景下才真正开启正式交流。在此之前的两百多年中，双方的状态几乎就是表面隔绝，暗地里小心试探。事实上，清朝早在还未入关之时，就已经对日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兴趣。

日本最早进入女真人视野，是在明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战争。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短时间内攻占几乎整个半岛。此时的努尔哈赤刚刚统一建州五部，仍面临扈伦四部的巨大威胁，但他仍主动向明朝请命，希望出兵抗倭。他解释说：“建州与朝鲜接壤，若朝鲜被倭人侵吞，日后必然危及建州。”然而，朝鲜方面怀疑女真的真实意图是趁机扩张，于是委婉拒绝。随后，明朝出动大军支援朝鲜，而努尔哈赤则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扩展势力，逐步统一女真诸部，使得明朝对建州的成长无能为力。

这场战争也让女真人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的强悍，尤其是倭军步兵配备的轻便火铳，令努尔哈赤深感威胁。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迅速恶化。为了增强战力，明军与朝鲜军都曾使用日本降俘对抗八旗骑兵。甚至在萨尔浒大战前，努尔哈赤还忧虑地说：“与明作战，恐朝鲜、日本兵皆至。”不过，日本并未直接出兵，只有朝鲜派出一支万人左右的军队助战，其中夹杂了部分被俘的日本降兵。

朝鲜夹在大明与后金之间，进退两难。朝鲜主帅在战前甚至直接向后金表态：“当年倭人入侵我国，赖明朝援助，如今我们只是出于报恩而来。”这句话其实已经暗示，他们并不愿与后金真正为敌。果然，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惨败，清朝崛起成为新的主导力量。皇太极在1636年改国号“清”，并亲征朝鲜，使之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确立对朝鲜的宗主地位后，清朝又把目光投向日本，一方面要求朝鲜提供详细的“倭情咨文”，另一方面试图借朝鲜之手牵引日本使者前来会晤。

所谓“倭情咨文”，其实就是关于日本国情与动向的情报。清朝的要求让朝鲜左右为难：情报还可以收集上报，但日本是否派出使者，却不是他们能决定的。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外交周旋，清朝才放弃坚持。在这一过程中，清朝展现出谨慎克制的一面。与元、明时期相比，这一点尤为显著。忽必烈与朱元璋在建立政权后，都曾要求日本臣服纳贡，结果使者遭杀害，导致中日关系彻底僵化。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政权初立之际，仍然不忘提醒后方加强对日本的警戒。甚至在翌年，日本渔民因漂流抵达东北，清朝不仅善待他们，还通过朝鲜送回，希望借机展开正式关系。然而，德川幕府却态度冷漠，甚至在答谢书中称清朝为“鞑靼国”。这份轻慢的措辞让朝鲜极为尴尬，却也显露出日本当时对清朝的不屑与傲慢。

综观整个过程，清朝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关系交织着战争、试探、猜疑与外交周旋，既折射了东亚传统藩属体系的运作逻辑，也揭示了三国在近代转型前夕复杂而微妙的战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