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的农田里，一名农民在耕作时无意间挖出了一块唐朝时期的青石墓志。作为曾经的东都，洛阳常年出土唐代的古墓和文物，但这次的墓志却与众不同。与常见的墓志不同，它的标题并没有出现在首行，而是放在了最后一行，题名为《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卿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这个标题令人感到十分奇特。

光禄大夫和太常卿这两个职称，实际上是汉朝沿用下来的官职，虽然显得有些古老，但也不算罕见。然而，墓志中的“熊津都督”这一官职就十分引人注目。熊津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位于今天的韩国忠清南道（即半岛西南部）。这让人不禁想知道，这位墓主究竟是何方人物？我们通过墓志的部分内容，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公讳隆，字隆，百济辰朝人也……祖璋，百济国王……父义慈……显庆之始，王师有征。公远鉴天人，深知逆顺……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翦灭奸匈……寻奉明诏，修好新罗……春秋六十有八，薨于私第……以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庚寅朔廿四日癸酉葬于北芒清善里礼也。”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了解到墓主名叫扶余隆，他是百济第三十一代国王扶余义慈的王子。百济是韩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政权，源自三韩之一的马韩，因此扶余隆本就是一位正宗的韩国王子。

历史记载中，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不顾唐朝的劝阻，联合高句丽攻伐新罗。唐高宗于是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带领十万大军讨伐百济。到了同年七月，百济灭亡，百济国王及大量将领亲族被押解到长安。唐朝将百济的故地分成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和带方州六个行政区域。

扶余隆在历史上并未留下显著的传世记录，许多事迹仅散见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高宗本纪条目。因此，墓志对扶余隆的生平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填补了这段遗失的历史。

墓志中提到，百济灭亡后的“马韩余烬”曾向日本的齐明天皇求援。唐朝龙朔三年（663年），日本派遣2.7万精兵，扶余隆的另一位王子扶余丰被立为新王，开始了反唐战役。为应对这一局面，唐高宗迅速调集重兵进行反击，并作出了一项关键决策：命扶余隆担任平叛大军副帅。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在被送往长安后不久便病逝，扶余隆成为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唐朝的这一决定可谓是打破了倭国的支持势力。扶余隆作为正统继承人回到百济故地后，迅速瓦解了反叛势力。许多百济旧将，如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纷纷投向唐朝，使得反抗力量迅速崩溃，最终在白江口一战中，日军遭到惨败。扶余隆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成功实现了“翦灭奸匈”的战略目标。

在战事平息后，唐高宗命扶余隆“陪觐东岳”，即陪同皇帝封禅泰山。扶余隆遂回到唐朝，而担任熊津都督的他，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百济故地的军政大权。在新罗的威胁下，他很快返回唐朝，展示了对唐朝的忠诚。

扶余隆的墓志不仅让我们窥见了唐朝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布局，还揭示了五都督府设立的重要性。这一制度帮助唐朝实现了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规划，最终完成了隋炀帝和唐太宗未竟的事业。

更重要的是，墓志的出土纠正了韩国史书中的错误。根据《三国史记》以及一些现代学者的说法，百济的太子是扶余孝，而非扶余隆，并且扶余孝在逃亡后未回到唐朝。然而墓志明确表明，扶余隆才是百济的正统继承人，并且忠于唐朝，平定了“复国反唐”的运动。扶余隆在68岁时去世，并葬于北芒，证明了他终生忠诚于唐朝，而非逃亡至高句丽。

此外，百济王族后裔中还有一位名叫扶余准的将领，他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曾被吐蕃扣留30年之久，但始终未接受吐蕃的招降。扶余准的经历，与苏武被困匈奴的事迹十分相似，显示了百济王族对唐朝的忠诚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