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若论历史传承的脉络最为清晰完整，非中华文明莫属。而这份殊荣的获得，与历代中国人对修史的执着紧密相关。自古以来，史学家们倾注心血，编纂出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不仅为后世学者研究历史提供了便利，更成为周边国家探究本国历史的重要参照。在这些庞大史料中，分量最重的要数历代正史，如《明史》《元史》等。每逢朝代更替，新政权几乎必定要为前朝修史，系统总结兴衰得失，以供后世统治者借鉴。

然而，清朝灭亡已逾百年，为何代表其“墓志铭”的《清史》迟迟未能面世？事实上，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不久，北洋政府便于1914年在北京设立“清史馆”，由清末封疆大吏赵尔巽主持修史。他率队奋战十三年，至1927年才算完成初稿。但因政局动荡，加之赵尔巽年事已高，不及细加编校，便将此书命名为《清史稿》，交付刊印。当年九月，赵尔巽去世，《清史稿》遂成定本。其印刷本原有千余套，却因编修者金梁擅自删改，将其中部分运往东北出版，遂出现“关外本”和“关内本”之争。

不久，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权，立刻将《清史稿》列为禁书，禁止流通，甚至试图收缴。许多国内外学者和藏书家早早预订，最终却成“空头买卖”，损失惨重。虽然后来解禁，但舆论对《清史稿》批评不断。社会上不满其作者多为前朝遗老，立场偏颇，几乎处处为清廷辩护，而对辛亥革命与民国政权的描写含糊其辞。学界则更关心其质量欠佳，错误频出。例如书中写俄罗斯“濒临大西洋”“信奉天主教”，全然与事实不符，暴露了编修者在世界地理与宗教常识上的严重缺乏。

尽管如此，《清史稿》并非全无价值。它在史料保存和文辞方面依然可观。编修者虽是遗老，但皆为饱学之士，文言功底深厚，使得全书文风简洁明快，颇具古文之美。事实上，后世要再找一批文笔如此纯熟的学者集中修史，恐怕已难。只不过，它的不完整与偏颇注定无法成为定史，因此重修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如欧阳修等人因不满《旧唐书》而修撰《新唐书》，清代学者柯劭忞也因《元史》失误太多而另编《新元史》。由此可见，修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清朝立史的重任自然落在我们肩上。早在建国初，董必武便提出编修《清史》，但当时百废待兴，难以腾出人力财力，只能暂缓。1959年，这件事再次被提上议程，却因三年困难时期而搁置。1965年，中央甚至成立了编修委员会，学者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无奈时局骤变，计划夭折。直至2002年，在学界呼声与多方努力下，“国字号清史纂修工程”终于启动，由著名清史学者戴逸教授挂帅。他为此奔走多年，倾注心力，可谓众望所归。

戴逸教授的贡献可概括为“两个全局”。首先是工程全局，他将清史纂修分为三部分：主体工程，即修成一部完整的《清史》；基础工程，着重整理清代档案文献；辅助工程，则建设图书馆、档案室和电子化数据库，以确保文献资料系统保存，并便利后人研究。其次是主体布局的全局，他亲自主持多次会议，最终敲定全书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前四类延续传统史书体例，而“图录”的加入则是创新之举。因为清代已进入摄影时代，通过图片辑录以图证史，极具现代价值。

据报道，早在2008年前后，此书已基本成稿，只待审稿定稿。但如今十余年过去，书籍依旧难见问世。这背后固然有现实困境。

三、

首先是审稿环节异常繁琐，甚至比成书更耗时。史学家力求如实记录，但审核部门需兼顾多重考量，因此反复修改在所难免。其次是集体创作的弊端。古代的《史记》《汉书》多由一人主笔，风格统一、脉络清晰，而《清史》这样的庞大团队协作，则容易出现纰漏。曾有学者爆料，他们在审阅时竟发现遗漏了慈禧太后的传记，就是因为分工交叉导致“互相以为对方会写”，结果谁也没写。

此外，多数编修者还是兼职，平日要承担研究与教学任务。修史耗时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往往占据他们最宝贵的学术黄金期。对这些学者而言，把整个人生最旺盛的精力压在一部《清史》上，无疑风险巨大。若书成名垂青史尚好，若久拖难产，他们所承受的煎熬外人难以体会。

回望古代，那些“青灯黄卷，十年如一日”的史学家们，能在困顿中完成一部部流传千古的史书，绝不仅是“呕心沥血”能形容的。正因如此，今日我们对清史纂修工程的曲折，也更能生出几分敬意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