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朝廷公认的皇帝一共有11位，其中包括前少帝、后少帝和海昏侯刘贺这三位被废除的皇帝。除此之外，还有刘婴这个本应登基的帝王，然而被王莽强行立为太子的历史悲剧。然而，尽管有如此众多的皇帝，能够拥有庙号的却只有4位，这与唐朝及其后朝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庙号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为什么西汉的皇帝中庙号如此稀少？为何即便有如此显赫功绩的汉景帝，也未能获得庙号？

庙号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商朝，不过在商朝，庙号并非所有君主都能拥有。只有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君主，才会在死后获得庙号，并得到后代的祭祀。商朝的庙号仅有三个：太宗（象征开国立业）、高宗（代表功高德重）、中宗（象征中兴之主）。在商朝之后的周朝，并没有继续使用商朝的庙号制度，而是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谥号制度，所有高位官员都能获得谥号，无论其评价如何。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君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秦昭襄王等，所获得的都是谥号，而非庙号。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废除了谥号制度，认为该制度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也没有恢复庙号制度。因此，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没有庙号和谥号。第一个拥有谥号的皇帝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而他也是第一个同时拥有庙号和谥号的帝王。刘邦的庙号并非立即获得，这背后涉及到一段复杂的历史。

从刘邦开始，历代汉朝皇帝便开始同时使用庙号和谥号。但在汉朝，庙号并不是随便就能给予的，只有那些做出重大贡献、受到高度评价的帝王才有资格获得庙号。因此，即便是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也差点没能获得庙号，而他的父亲，继续“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始终未能得到庙号。

在西汉的四百年中，只有7位皇帝获得庙号，其中西汉有4位，东汉有3位。然而到了西汉末期，庙号的授予变得较为随意，像汉元帝、汉成帝和汉平帝这些不算特别出色的皇帝也曾一度拥有庙号，只不过后来都被废除了。

到了三国时期，庙号的使用更加普遍，除了亡国的君主外，曹魏的几位皇帝几乎都拥有庙号。唐朝时期，庙号几乎成了每位皇帝的标配，所有正式登基的皇帝都有庙号，而且庙号的长度逐渐变得简短且固定。唐太宗、宋仁宗、明太祖等，庙号几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虽然庙号制度在西汉得以恢复，但其制度并未完全成熟，许多皇帝的庙号都充满了复杂的政治考量。刘邦和汉文帝的庙号是一起设定的，刘邦死后，西汉并未立即实行庙号制度，由吕后和刘盈为刘邦定下了“高皇帝”的谥号。而刘邦的庙号“高”字的加入，显然是为了表彰他开创汉朝的伟大功业，这一惯例后来成为历朝开国皇帝的标配。

在刘邦去世后，吕后执政，过度权力集中于吕家，导致刘邦的儿子和继承问题纷争不断。为了避免更大争端，刘邦的嫡长子刘盈未能继位，最终刘恒被选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尽管刘文帝治国有道，但其位置仍然受到一些人质疑，因此汉景帝在即位后，为了彰显其正统，决定给刘邦和汉文帝都立庙。

汉景帝的做法本质上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表明自己正统的继承身份。他为刘邦定下了庙号“汉太祖”，为汉文帝定下了庙号“汉太宗”。这一做法也表明，汉景帝通过立庙彰显自己的正统身份，避免了外界对他合法性的质疑。然而，由于汉朝庙号和谥号制度的不完善，刘邦的庙号常常被误称为“汉高祖”，而汉文帝则多被称为“汉文帝”，即便他本应叫“汉太宗”。

至于汉武帝，尽管他是西汉最为杰出的皇帝之一，他的庙号直到汉宣帝时才被确认，原因在于当时汉宣帝为了强化自身正统性，特别为刘邦、汉文帝以及汉武帝建立庙号。汉宣帝的这一决定同样出于对自己权力合法性的考虑，尤其是在民间和朝廷对他“非正统”的身份有较多质疑的背景下。

尽管刘宣帝本人的治国表现也出色，但最终的庙号依旧受限于复杂的权力斗争与历史背景。当王莽篡位，刘秀复国后，他对王莽所定的庙号进行了重新审视，最终只承认了刘邦、汉文帝和汉武帝三人的庙号。这样一来，汉宣帝尽管在历史上有着不小的功绩，却因政治斗争而未被完全认可，直到刘秀的复国大业最终确立了他与西汉历史的地位。

因此，西汉帝王中，庙号稀缺，体现了朝廷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正统”观念。在后来的历史中，庙号成为了权力象征，也逐渐演变成了与谥号并行的制度，成为帝王身份的象征和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