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有记载提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这句话描述了淮河流域的地理范围。淮河流域位于中国华中和华东地区，西起桐柏山和伏牛山，东界黄海，南边由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和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相隔，北边则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为界，接壤黄河流域，整个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后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守江必守淮”，其深意在于，尽管长江水面辽阔，被誉为天堑，水流却缓慢，跨越长江对于不擅水战的北方军队来说，并不难。

例如，北魏的太武帝曾带兵南下，因时日紧迫，未准备足够的舟船，最终下令全军砍芦苇造筏渡江。尽管这种做法风险极大，且缺乏规划，但也证明了长江下游水流缓慢的事实，可以让船只较为容易地穿行。然而，这只是个别情况，类似的轻舟战术则成为魏国兵力南下的常见方式。魏国的名将曹休，早在黄初年间，就开始利用小舟进行轻舟突袭的战术，频繁派遣小股部队跨江作战。有一次，曹休向魏文帝请示，提议亲自带兵突破江南，攻占敌方的资源，虽然魏文帝并不同意，但曹休依然执行了自己的计划，派遣五百轻舟，敢死精兵万余人，从洞口（今湖南洞口县）发动袭击。

这种轻舟突袭的战略，在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颇为常见的战略方式。与大船的渡江需要船渡点的协助不同，小船轻舟极易快速渡过水域，几乎无法防范。因此，只要魏国军队渡过江水进行袭扰，东吴的防线便难以安稳。而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频繁袭扰，南方政权就必须将防线拉至淮河流域，以便在这个水网交错的地区，部署更多军事力量，进行有效防守。

淮河流域的地理特点与北方的平原大不相同。这里山丘重重，水网密布，不适宜骑兵发挥作用，反而更有利于东吴的水军和步兵，后者可以通过水路进行机动，迅速占领战略重地。合肥便是其中一座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得南方通过水路可以方便地从余杭、苏州、扬州等地进入淮左地区。然而，东汉三国时期，水路交通却并不完全畅通。比如中渎水（邗沟渠）就经常出现干涸的问题，无法保持船队的常年通航，因此，合肥地区的水道便成为了重要的通道。

合肥的地理位置和水道配置非常特殊。它位于施水和肥水交汇处，水位较高，周围的地势也相对低洼，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优势。正因如此，合肥成为了重要的战略重地，魏国在合肥的战略部署不仅能有效控制水路，还能确保南北通行顺畅。而巢肥运河更是当时连接江淮水域的关键通道之一，魏国常常通过疏浚运河来增强通航能力，确保兵力的快速调动。

对东吴而言，这条运河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军事意义。吴国同样希望通过巢肥运河等水道，控制通往中原的水路。通过长江进入巢湖，再沿巢肥运河向北，吴国可以迅速调兵遣将，对北方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而一旦东吴突破了合肥这一重要关口，魏国再想控制淮南地区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东吴的水军不仅仅在防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作战效率也非常高。在夷陵之战中，东吴的水师封锁了蜀国水路，并通过火攻获得了胜利。然而，这并非唯一的胜因，东吴凭借舟船的灵活性，成功遏制了蜀军的进攻。类似的战例还发生在西陵之战，东吴水军凭借长江水路的优势，成功阻击了晋巴东舰队，造成晋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遇重创。

魏国为何要在合肥建立新城？其目的正是因为合肥旧城太靠近施水，容易被东吴水军发挥优势。于是，魏国在旧城西30里处重新建立了新城，成功地让东吴的水军在作战中举步维艰。正是基于这一点，东吴在面对魏国时，始终需要通过灵活的水战策略，来削弱敌方的骑兵优势，并通过水路推进战争。

合肥对于魏晋与东吴的军事对抗至关重要。它是魏晋防守南方的一道重要屏障，也是东吴北伐的关键突破口。魏国在此地的防守策略使得东吴频频碰壁，但合肥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依旧是吴国试图突破的首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