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朝真名是否叫“夏”，这一问题，虽然看似自相矛盾，但它却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谜团。我们知道，每个朝代的国号，通常由开国皇帝决定，并向天下宣示。国号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政治象征，代表着新的统治者和他们的理想。许多朝代的名字都来源于开国皇帝的封号，或者与宗教信仰、吉利字等相关。例如，商朝这个国号就是源自商朝自称“商”的名字，甚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明确证据表明“商”是商朝的自称。同理，周、秦、汉等朝代的名字，都是源自它们自己的自称，没有争议。

然而，夏朝的国号是否是“夏”，这一点却没有直接证据。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最早提到“夏朝”这一概念的记载来自于周朝。这些记录，包括周代的春秋青铜器《叔夷钟》上的铭文、以及《尚书》、《史记》等史书，时间都不早于周朝，甚至有些文献是更晚的。即便是对三代史有重要影响的《竹书纪年》和《清华简》也都成书于东周时期。由于周朝距夏朝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这让“夏朝”这个名字的由来缺乏了直接的考古证据。

尽管如此，夏朝的存在已经没有争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商朝之前中原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的王朝，政治体制上承龙山文化的部落联盟，下启早期的商文化，这与文献中所描述的夏朝活动区域相吻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也确认了夏朝的存在，将夏朝的时间范围划定在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之间。

然而，夏朝的真名仍旧是一个疑问。从目前已知的考古遗存来看，特别是在二里头遗址中，并未发现“夏”字或与“夏”相关的族徽，甚至在殷墟的甲骨卜辞中，也只提到商王在祭祀一个叫“西邑”的已灭政权，而将西邑与夏朝联系起来的说法，依然是东周时期的事情。

此外，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的名字并非源自自称。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常常被称为“荆国”；商朝有时被周朝称为“殷”或“衣”；“随国”这一名号，直到曾侯乙墓的发现才揭示了其本名是曾国。而西晋则故意为刘备政权创造了“蜀”这一国号。由此，周朝给夏朝命名“夏”，有可能并非来自夏人的自称，而只是周人对商朝之前的政权的笼统称呼。

更重要的是，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商朝建立之前，二里头文化并未经历暴力破城或毁墓的现象，甚至商朝建立后，二里头文化依然延续了近80年。尽管有这些遗存，却始终没有“夏”字的出现，这让我们怀疑是否在寻找“夏”字的同时，我们进入了误区。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史书记载，夏朝的早期都城曾位于阳城（今河南登封）或阳翟（今河南禹州），直到太康时期，夏朝才将都城迁至洛阳盆地的斟鄩。而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与夏朝的中晚期遗址相吻合，但与早期的夏朝并无直接关系。

要想真正弄清楚夏朝国号的由来，可能需要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和启的身上找到答案。每个朝代的名字都与其开国君主的时代息息相关，夏朝也不例外。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的建国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这个时间点涵盖了二里头文化的范围，也与尧舜时代的龙山文化接轨，形成了一个过渡期的文化背景。这与《史记》所记载的大禹的治水故事相吻合，尧舜命禹治水的传说，恰好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交替时期重合。

然而，天文记载似乎给这个时间框架带来了不小的疑问。《孝经·钩命诀》中的“禹时五星连珠”，被天文学家证实为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的天象事件，时间上与夏朝的建立时间相符。而这次天象事件被认为是当时天文现象的真实记录，不是后人所编造的。

如果夏朝的建立时间确实是前2070年，那么大禹的出生和治水年代无疑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如果大禹大约在前2100年出生，那么天文事件中记录的五星连珠与大禹的时代之间的时间差却显得过于大。另一种解释是，史书中的“禹”可能并不仅指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王朝。

历史上，许多模糊的事件和人物往往会被归结到一个符号性的英雄人物身上。例如，尧舜禹这三位帝王，很可能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人物，也代表了一个部落或文化的兴起。而“禹时五星连珠”的记录，或许就是指代夏王朝的一个天象事件，而不仅仅是指大禹一个人的事迹。

最终，夏朝的真名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