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继位于1722年，时值俄国的彼得大帝刚刚执政，略晚于他，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则早了些。这一时间段，也正处于日本德川八代将军吉宗的中期。雍正帝的政绩堪称与这些明君相提并论，深具历史价值与影响力。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是将雍正帝与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甚至德川吉宗放在同一历史高度的学者之一。他是著有《九品官人法之研究》、《论语之新研究》、《中国政治论集》等重要著作的专家。宫崎市定于1933年才从军队退伍归国，但他在此之前作为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其背景也颇为复杂。

宫崎市定曾将雍正帝称作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合格的皇帝”，并称其为皇权体系的“最终实现者与执行者”。他所撰写的《雍正帝》一书，虽然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在大多数方面的评价都较为客观，尤其是在对雍正帝的传闻和误解的辩驳上，展现了他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宫崎市定的记载，揭示雍正帝不为人知的一面。宫崎市定在讨论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时，列举了三条常见的谣言：

第一条谣言声称，康熙帝临终前并未留下明确的遗诏，他仅用笔在大臣隆科多的手中写下了“十四”二字，隆科多被胤禛收买后，故意用手指遮住“十”，只露出“四”字，最终使得四阿哥继位。

第二条谣言则更加荒诞，称隆科多并非用手指遮住，而是用舌头舔掉了“十”字。

第三条谣言则称康熙皇帝在纸上写下“传位十四阿哥”，而雍正帝将其偷偷修改成“传位于四阿哥”。

这些谣言从历史上看，完全不合逻辑。我们都知道，康熙遗诏必定是经过满汉双文书写，且作为如此重要的文书，康熙绝不可能用简化字，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篡改。正如宫崎市定所言，“雍正帝的继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雍正帝作为康熙的“准嫡子”，继位可谓顺理成章。

事实上，康熙帝选定继承人时，遵循的是“立子以嫡以长不立贤”的原则，尽管大阿哥胤禔在武功上比胤礽更为突出，但始终没有继位的机会。宫崎市定在这方面有所误解，他认为雍正帝之所以继位，主要是因为康熙帝对他寄予厚望，尤其是他在孝懿仁皇后佟佳氏身边长大。

此外，宫崎市定也提到了胤禩被“开除家籍”的事件。他误解了“阿其那”这一名字的含义，而事实上，这个名字并非侮辱性词汇，而是对胤禩被处置后的嘲讽，是大臣们共同商议的结果。根据《清史稿》和《清世宗实录》的记载，雍正帝对胤禩和胤禟的更名，既有深意也极具象征性，绝非粗鄙辱骂之意。

说到与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的比较，宫崎市定对雍正帝的评价也不无道理：他不仅是一位极为专注的帝王，而且在处理政务时，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亲自过目，丝毫不马虎草率。这种对工作的专注与责任感，着实令人敬佩。宫崎市定曾说，“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帝王，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大概也无与伦比吧！”

事实上，雍正帝不仅在政务上全情投入，他的生活态度也异常节俭、务实。据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所言，雍正帝不仅拒绝举办庆祝自己功绩的宴会，更不允许他人为自己建造颂扬碑铭。他要求所有人都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尽职尽责。戈埃斯甚至认为，雍正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就了中国在当时世界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尽管宫崎市定认为雍正帝过于反对战争，喜好和平，但他并未忽视雍正帝在防守上的成功与贡献。雍正帝在东南、西北的防线布置十分精密，尤其是在对倭寇的防范上，他实行了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综上所述，雍正帝的政绩确实不容忽视。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也因其高效、节俭的治国理念而在国际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宫崎市定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偏差，但其对雍正帝的评价，无疑揭示了这位帝王的不凡与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