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国人愤怒之潮在各地涌动，街头巷尾充满批评与抗议的声音。然而日本人并未就此止步，没过多久，1932年1月他们又向上海发起进攻，战火与骚动再度笼罩江南大地，百姓在恐惧与苦涩中度日，工厂与港口的运作也因战事而变得更加紧张。民间的愤怒并未消退，反而因持续的侵略而越发高涨，许多人把这场连绵不断的压迫视为国家命运的分水岭。

在淞沪抗战的某次视察里，冯玉祥上将同李济深上将一起前往天津。冯玉祥的回忆里，有一段关于浦镇铁路工厂的细节尤为深刻：那里有个天津籍的工头在向他俩讲述工厂的薪酬变迁。他说，自己刚入厂时，月薪才十块钱；二十五年过去，升为工头后，月薪竟涨到了一百元。原先这家工厂由英国人管理，办事讲究效率与绩效，发钱也是一人一活，拿钱之前必须要讲究本领。蒋介石掌权后，英人离去，厂长却改由与蒋家有关系的人掌控，厂内就多了参议、顾问、谘议与练习员等职位，每个人的月薪都上升到了三百到四百元。新来的练习员多数不是英国或美国的留学生，而是一些在城里被人们称作“少爷”的人，他们来厂里喝茶、谈天、聊八卦，根本不做实际工作。工头边说边问我们：“国家为何这样用人？你们知道吗？”他又说：“我们二十五年的工龄都在这里积累了经验，真正会干活的只有我们自己，而这些新来的练习员一个月就能拿三四百元。如此糟糕的政治，才会让日本人来打我们，这大概是天道的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的话要是让蒋介石听见，或许他还能有所觉悟吧！”李将军则摇头回答：“他听到也未必有觉悟。”这番话道出了一个腐败的政治生态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影响。

这位工头的话并非个例的感慨，而是折射出蒋介石政治腐败的一个侧面——正是这种腐败让国家在对外压力面前显得脆弱，给了侵略者可乘之机。其实，冯玉祥的回忆并未止于此，他在日后的记述中还揭示出另一层次的社会现象与政治结构的错位。这样的观察不仅让人看清了某些官僚体系的病灶，也让人明白，若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单凭私家关系与家族利益来安排行政与人事，便会在国家遇难之时暴露出多么致命的缺陷。

这场揭示不仅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官民的警醒，也以另一种角度揭示了蒋氏家族在权力网中的核心地位。冯玉祥后来也明确指出，连襟孔祥熙与大舅子宋子文等两大家族的亲属关系，正是当时局势中隐含的政治阻碍之一。华宸所著的《真实的四大家族》系统记述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何通过权力、资本与人际网络实现巧取豪夺，并对中国的政局乃至对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以扎实的史料和新颖的视角，成为研究蒋家王朝兴衰的重要著作，也被视为读者喜爱的历史畅销书，帮助后来人理解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