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抗战故事

燃灯启迷蒙 经纬辟通衢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用名光亮、方国昌，浙江金华人。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曾任民建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副主委，第一、二届民建中央副主委。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49年出席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劳动部副部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施复亮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与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践行者。在抗战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情怀，毅然奔赴到四川，以文化为武器、以民主为旗帜、以物资支援为己任，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为民族独立和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四川抗战史上的民主之光。

思想启蒙

（一）

九一八事变后，全民族高涨的抗日形势让施复亮受到很大震动，他以个人身份发表自己关于抗战的政治和见解，自己称这是学究式的呐喊。当时，施复亮在上海，是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和上海人民一道，谴责日军的挑衅，声援和支持中国军队的抗击，批评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当年下半年，施复亮去北平，先后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民国大学任教，讲授《资本论》。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公开演讲三次，撰写多篇抗日文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但因言论激进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北平。1936年12 月西安事变爆发，极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施复亮很受鼓舞，乐见抗日的烽火燃烧得更旺。1936年冬天，应李宗仁邀请，施复亮去广西大学讲授经济学。期间他与友人邓初民一起举办抗战 讲座，宣传抗日理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施复亮向中共代表冯雪峰表示，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抗战决策，会全力以赴，为抗日救 亡奔走呼号。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短短的三个月中，施复亮连续在《文化阵线》《救亡日报》《民族呼声》《新华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呼吁民主抗战。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抗战论》一书出版。

（二）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核心区域，精神抗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施复亮以成都为阵地，迅速投入文化抗战的工作中。他深入宽窄巷子、锦里等地的茶馆、书局，与文化界人士频繁交流，积极筹备文化社团。他还常与志同道合者畅谈抗战文化宣传计划，立志让抗战的声音传遍成都的每一个角落，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

在一次日军空袭警报响起时，施复亮正与友人在书局讨论文化社团筹备事宜。他组织众人有序撤离时，不忘带上讨论资料，在防空洞内借着微弱光线继续记录建议，他坚定地表示：“敌人的轰炸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宣传工作不能停！”这种不屈的精神感染了身边所有人。为解决文化社团成立初期资金短缺、场地难寻的问题，施复亮四处奔走，向富商乡绅阐述抗战文化宣传的意义，不少人被他的真诚打动，纷纷解囊相助。他还创作了饱含对侵略者痛恨和胜利信念的《战魂》一诗，在成都各大报刊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许多青年学生受此鼓舞，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

在成都春熙路的一次街头宣传活动中，一位白发老人紧握施复亮的手，哽咽着说：“先生，您的诗让我们知道这场仗必须赢，也一定能赢！”那一刻，施复亮更加深切体会到文化宣传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做好文化抗战工作的决心。

（三）

在反复思考与写作中，施复亮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抗战的三大核心思想，包括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全民抗战、民主的抗战三部分，即抗战三论，从战略、社会和政治三个层面勾勒出抗战必胜之路。

提出持久全面的抗战。施复亮坚信中国必胜，提出了持久全面的抗战思想，并坚信中国必胜。他说：这最后的胜利“自然不是指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乃是指根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达到中华民族解放的决定的胜利”，只有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施复亮告诫国人，持久全面的抗战是不做亡国奴的唯一出路，“希望政府赶快把和平的门关闭起来，不许任何人再有和平妥协的幻想”；“坚决反对一切和平妥协运动。”施复亮提出，要争取发动民众运动和恢复联俄政策两个根本的条件，才能真正做到“政府以民众为基础，民众受政府底领导”。同时，还必须有政治、经济、教育、宣传等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与之相配合。施复亮认为，政治上要做到健全政府组织、严防汉奸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救济难民等；在军事上要做到统一军队编制及指挥；在经济上实施战时统治计划；在教育和宣传问题上要施行彻底的抗战政治教育和抗战宣传以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和决心。他强调，运用全国一切力量来实行持久的全面抗战，那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提出全民抗战的思想。施复亮在《关于民众运动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全民抗战的理论和论述，其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施复亮说，抗战时期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发动民主的抗战，让一切民众都有救国的自由，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发动一切民众底力量来争取抗战底最后胜利。民众是抗战底主体，民众是一切抗战力量底根本源泉。” 为有效发挥全民的重要作用，施复亮希望国民党政府“设 法使一切政府机关一步步地民主化，才能使其得到民众的拥护并增强其民众基础”，“战时任何统制经济计划的推行，都必须依靠民众团体的协助。”施复亮强调：“立即彻底改革现存的政治机构，使它变成能够支持抗战到底的政治机构，同时应当严厉地制裁一切极端敲诈、营私舞弊的贪官污吏”。在抗战中，一切具体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现存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

提出民主抗战的主张。施复亮认为抗战的顺利进行，必须以民主的政治为前提。施复亮概括为：“以民主的方法动员全国一切民众，使全体民众都有抗战的政治觉悟”。施复亮认为，“只有采用民主的态度才能把民众真正组织起来，使其变成政府强有力的基础并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出应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民众运动的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强调应把发动民众的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农民群 众的问题上，“必须把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在抗战中随时随地要拥护农民的利益。”施复亮反对愚民政策，“任意愚弄和欺骗民众，那将会断送抗日的前途”，主张向民众学习。在诸多抗战的现实问题面前，施复亮说，“需要我们‘建议’，也需要我们‘号召’”。“抗战需要集权，但也一样地需要民主”。施复亮还提出了，在抗战的民族革命中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观点。他认为目前抗战中的民族革命面临着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即“对内推翻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抗战时期，施复亮先生的三论思想通过报刊文章广泛传播。一方面，他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等抗日力量的理念不谋而合，成为统一战线舆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之声，他的呼吁对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形成了舆论压力。在他和众多民主人士的鼓与呼下，坚持到底、反对妥协的观念深入人心，全民抗战、民主抗战等口号逐渐为公众所熟知。

团结御侮

（一 ）

施复亮深知民主政治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在成都他频繁联络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和各界进步人士，组织秘密民主座谈会。一位学者忧心忡忡地说：“国民党对民主声音打压严重，我们的行动能有效果吗？”他坚定地说：“我们每一次讨论都是在为民主积累力量，水滴石穿，民主是历史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 他还深入学校、工厂传播民主思想。在成都多所学校，施复亮生动地讲述着民主国家的人民如何自由地表达意见，如何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的讲述绘声绘色，让学生们仿佛置身于那些民主国家之中，亲眼目睹了民主的力量。

（二）

抗战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施复亮凭借人脉在成都全力筹集物资。他拜访工商界老板时，拿出前线战士缺衣少食、浴血奋战的照片，动情地说：“战士们为守护家园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身处后方怎能视而不见？”不少老板被照片中战士们的英勇与坚韧感动，纷纷慷慨捐赠物资和资金。

物资筹集完成后，运输又成了一大难题。从成都出发 的运输车队，要穿越四川的崇山峻岭，一路上困难重重，时常面临山体滑坡、土匪骚扰和国民党关卡刁难等问题。一次运输途中遭遇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巨石挡住去路，施复亮和运输队员不顾恶劣天气，用简陋工具清理数小时清出一条狭窄道路，物资得以继续前行。车队在偏僻山路遇土匪围困，为首土匪要求交出财物，施复亮镇定地说：“车上物资是送往前线打鬼子的，关系无数战士生命和抗战胜利，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要做民族罪人？”他耐心解释抗战意义和前线物资重要性，最终土匪被打动放行。

在成都附近一处关卡，国民党士兵故意刁难要扣押物资，施复亮愤怒质问：“这些是前线战士的救命稻草，你们怎能随意扣押，对得起流血牺牲的战士吗？”士兵们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了，但仍不肯轻易放行，施复亮没有退缩，据理力争，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和争辩，士兵们最终无奈放行，确保了物资顺利送达前线。

谍报暗战

（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推行以战养战策略，疯狂掠夺中国金融资源。当时在上海银行界任职的施复亮发现，日军正通过伪中储券套购法币，进而兑换外汇购买军火。他联合章乃器、李烛尘等爱国实业家，秘密组建经济抗战同盟。

该组织通过复杂的跨国结算网络，将沦陷区资金转移到重庆政府。他们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建立地下钱庄网络：白天正常办理银行业务，夜间通过暗室电台与后方联络。仅1939年就转移资金逾五千万法币，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两个月的军费开支。

（二）

1942年春，汪伪政权强制推行中储券。施复亮策划货币阻击战，动员商界集体拒收伪币。他在《大美晚报》发表《告全国工商界同胞书》，用经济数据揭露伪币通胀本质。日伪特务闯入报社时，排字工人已连夜将铅版沉入苏州河。

针对日军以棉换粮的掠夺政策，施复亮设计虚市战术。组织商人在交易所制造棉价暴涨假象，诱使日军囤积棉纱，同时秘密将粮食转移至苏北根据地。当日军发现中计时，三十万吨粮食已变成新四军的军粮。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施复亮转战香港。他利用怡和洋行的贸易通道，将海外侨汇伪装成商业货款。为避开日军审查，发明茶叶密码：装箱单上的“特级龙井”代表军火， “一级祁红”指代药品。这种看似平常的贸易文书，成功向国内输送价值二百万美元的紧缺物资。

最惊险的是1943年的钨砂行动。施复亮获悉德国急需战略矿产，遂将江西钨砂经缅甸转口印度，换取瑞士精密机床。当货轮在孟买港遭英方扣留时，他通过印度国大党关系疏通，最终使二十台精密机床经驼峰航线运抵重庆兵工厂。

在国家危亡之际，施复亮先生以学者的理智、革命者的勇气和民主先驱的担当，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唤起了强烈的民族觉醒，也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精神财富。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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