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字公庶，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出生在湘军的后代家庭，他的家族曾经历了三河之战的兴衰波折。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而大伯杨瑞却在危急时刻逃过一劫，凭借出色的军功最终晋升为总兵。尽管家庭并非显赫一时，杨度却生来便不缺少支持。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手抚养他长大，寄予了他很高的期望，盼望他能够为家族争光。

杨度在大伯的资助下，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成为了王闿运的门下生，深受古学熏陶。这个时期，杨度对帝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豪言壮志地表示，虽然自己不能成为帝王的老师，但一定能从历史中的帝王法则中吸取精华。杨度不仅才情出众，他的雄心壮志也显而易见。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突然。杨度在参加新开设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时，获得了一等第二名，令他欢欣鼓舞。然而，由于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合，军机大臣瞿鸿机将他卷入了政治风波，指控第一名梁士诒与梁启超关系过于密切。杨度因此被迫远离仕途，第二次赴日本，开始了他与各种政治势力打交道的风云之旅。

在日本，杨度与梁启超相遇，成为了患难之交。两人在东京一起度过了艰难时光，彼此支持，成为了真挚的朋友。与此同时，杨度为祖国的危机深感痛心，写下了《湖南少年歌》，表达了湖湘儿女的激昂与热血。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成为主流，但杨度仍坚守着自己的君主立宪理念。他不满新政体的变革，始终认为君主制度才是国家强盛之道。杨度不仅为清政府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还亲自为袁世凯担任了宪政编查馆提调，后期更是成为了袁世凯称帝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他所主张的“君宪救国论”获得了袁世凯的高度赞扬。杨度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共和体制，不立君主，那么强国富国的梦想将永远无法实现。为了推动袁世凯称帝，他组织了筹安会，并通过威胁、收买等手段，制造舆论支持帝制。即使袁世凯的帝制最终宣告失败，杨度依旧毫不悔改，继续力挺复辟。

随着帝制的失败，杨度开始感到政治的迷茫与挫败。在这一段失落的时期，杨度将目光转向佛学，寻求心灵的安宁。他坦言自己学习佛法并非为了求得福报或是求道，而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定。这一转变标志着他对世事的逐渐放下，佛学成为了他寻求内心平静的庇护所。

然而，政治风波并未结束。1927年4月，杨度在得知李大钊将被张作霖下令逮捕后，立即采取行动，向李大钊传递了危机消息。然而，李大钊并未重视这一警告，导致了不幸的结果。4月28日，李大钊及其家人被张作霖残忍处决。得知这一消息后，杨度痛心疾首，动用自己的全部资源为李大钊的遗族提供帮助，并尽全力挽救更多人的命运。

时光荏苒，1928年，杨度来到上海，在青帮老大杜月笙的庇护下，他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以“名誉顾问”的身份，杨度进入了上海滩的权力中心，并且借助杜月笙的资源，过上了安逸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杨度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通过与中共特科负责人伍豪的接触，杨度被拉入了中共的秘密战线，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此时的杨度游走在青帮与中共之间，在这两个势力的支持下，他不仅提供情报，还筹集资金为革命事业捐助。他的这一身份，既为他带来了政治上的资源，也使他成了复杂政治局势中的重要人物。

杨度的一生，如同一场充满波折的传奇。他既是政治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见证者。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身影穿梭于不同的政治阵营，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