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句话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崇敬。尤其是在刘伯温的评价上，大家往往将他视作朱元璋建国过程中的“独一无二”功臣。然而，虽然我也承认刘伯温在朱元璋建国中的作用，他的贡献并不应当被夸大到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过度的神化也常常使刘伯温与诸葛亮的聪明才智相提并论——但这其中，隐藏着对历史贡献的误读。

当朱元璋完成大一统之后，他开始大封功臣，给予他们爵位。除了一些已经去世的功臣被追封外，活着的开国将领和谋士们也都得到了封赏。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开国六公爵”，以及包括汤和在内的二十八位侯爵。而刘伯温所获得的，仅仅是伯爵的封号。从按理说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至少他应该获得侯爵称号，甚至是公爵。然而，现实却是，刘伯温只能屈居于伯爵这一较低的等级。

再来看开国六公爵中的排位，如果从功劳角度出发，徐达显然是第一功臣。然而，徐达的爵位竟然在李善长之后，排在了第二位。看似不符常理的安排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在民间，刘伯温被认为是朱元璋文臣中的首席，或者至少是谋士中的“领军人物”。但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李善长才是朱元璋真正重视的核心人物之一。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他特别赞扬了李善长，认为虽然李善长没有像其他将领一样上阵杀敌，但在背后为朱元璋提供军粮和后勤支援方面，贡献巨大。因此，李善长被比作萧何，这个评价不仅显得非常高，且意义深远。萧何在汉朝建立中的地位几乎无人可比，朱元璋的这一比喻，表明了他对李善长独特作用的高度认可。

军队作战，粮草是命脉。从这点来看，李善长对朱元璋的支持至关重要。即使徐达等武将英勇作战，如果没有李善长所负责的后勤保障，这些将领的战功也许难以顺利实现。说得简单些，如果没有李善长，就算有徐达这样的名将，也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从朱元璋对待文臣与武将的态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他明显的偏重武将。即便一些武将的功绩并不显赫，朱元璋也愿意以爵位来表彰他们的勇气和牺牲。而对于文官，尤其是谋士，他的态度则显得更加保守与谨慎。文臣们虽然在帝国的建设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朱元璋在封爵时显然倾向于以武将为主。此举也反映了他对武力和战场功劳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暗含了他对文臣在建立政权过程中相对安全地位的评估。

有意思的是，李善长在这些文臣谋士中的地位颇为特殊。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极具实际政治能力。作为一个长期追随朱元璋的关键人物，李善长的实际功劳不仅仅体现在思想和战略上，更在于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准确的决策和补给，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而刘伯温虽然才智过人，尤其擅长策略和计算，但他追随朱元璋的时机较晚，远没有李善长那样的资历和深厚的个人关系。

朱元璋一直推崇刘邦，尤其是刘邦如何在复杂的历史局势中利用机会崛起的故事。尽管他在外表上标榜自己比刘邦更为宽容和尊重知识分子，但细看历史，朱元璋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并非出于纯粹的尊重，而更多的是出于实际需要的“利用”。他的治国理念更侧重于实用主义，尤其是在对待文臣谋士时，重视他们的功绩而非他们的身份背景。

因此，刘伯温与李善长的对比不仅仅是能力上的差异，更是他们与朱元璋的关系深度和背景不同。李善长的忠诚和能力使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无法取代，而刘伯温，尽管才智过人，却始终未能超越这一点。

综上所述，刘伯温未能被封为公爵，其实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无论从资历、政治地位，还是与朱元璋的关系深度来看，刘伯温都无法与李善长相提并论。而从功劳的角度来说，李善长的“军粮”之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也更难被其他人替代。至于徐达的战功，固然出色，但要注意的是，帝国的建立不仅仅依赖于战场上的胜利，更需要全方位的谋略与配合。因此，李善长作为唯一的文臣公爵，他的地位无可争议，也正反映了朱元璋在内政外策中的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