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解放。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接手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面对的挑战极其繁重。在战争和动荡的阴影下，上海的社会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陈毅不仅要恢复城市的秩序，还需要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商界的重压。与此同时，上海工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荣毅仁代表商界的几位大佬，向陈毅发出了共进晚餐的邀请，这无疑是一次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社交事件。许多人都表示拒绝，但陈毅却坚定地表示：“胆大的跟我去。”

那么，这场宴会到底有何深远的意义？这顿饭又能在动荡中为上海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上海解放初期，城市的治安形势极为严峻。二万多名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散布在城市各处，外加特务、黑帮以及难民的困扰，上海的社会秩序显得更加脆弱。与此同时，商界的很多资本家因担心财产被没收，面对新政府的政策，感到极大的不安。作为新市长，陈毅意识到，单纯依靠革命力量无法解决社会的深层问题，尤其是经济复苏问题。他决定采取务实而灵活的策略，在保持革命原则的同时，积极修复与商界的关系。

陈毅并没有急于清算资产阶级，而是采取了宽容与合作的态度。他深知上海的经济复苏需要商界的支持，工厂需要复工，商业需要恢复，只有这样，上海才有可能恢复生气。陈毅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双赢”政策，安抚了许多资本家，并成功为上海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基础。这一政策不仅确保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使得新政府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

除了经济复苏，陈毅还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上海的基础设施几乎被战争摧毁殆尽。工厂、道路、电力、水利等设施几乎全线瘫痪，失业率居高不下，市民的生活艰难困苦。为了恢复秩序，陈毅指派了大量工作人员和工程师，清理废墟，恢复交通设施。同时，他还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设立教养所和收容所，帮助贫困、流浪的妇女、儿童以及失业工人。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社会困境，也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然而，要想彻底解决上海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全面复兴，陈毅提出了一个“团结为先”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计划，将政府、企业、知识分子、工人等社会各界力量统一纳入复兴的大计之中。

就在这一切按部就班推进时，荣毅仁的请柬送来了新的挑战。荣毅仁，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继承了家族的商业帝国，荣家在上海的影响力巨大。自20世纪初，荣家便凭借纺织、面粉等产业成为上海商界的巨头。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让荣家经历了许多波折。在抗日战争时期，荣家坚决拒绝与日军合作，尽管如此，战争给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终荣宗敬带领家族成员逃往香港。而荣毅仁与弟弟荣德生则选择坚守上海，直至解放前夕。

在解放后的上海，荣毅仁继续接手家族事业，但面对新政权的到来，商界陷入了剧烈变革。许多商界精英选择了逃亡，但荣毅仁决定留下来，寻求与新政府的合作。对于他来说，解放后的上海，商界与新政府的合作才是赢得未来的关键。

陈毅对是否赴宴的决定尤为慎重，许多人建议他拒绝参加，认为与商界过于亲近可能会给群众传递错误信号，损害新政府的革命形象。但陈毅并未被这些声音左右，他明确表示：“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他认为，革命不仅仅是固守教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策略。与其闭门造车，不如通过沟通与对话，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面对荣毅仁的请柬，陈毅清楚这场饭局的重要性。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中心，商界大佬们不仅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源，更掌控着经济命脉。如果能够与这些商界领袖建立合作关系，必将为新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支持，帮助上海恢复秩序，推动经济复兴。

宴会的现场与预想的奢华场面大不相同。荣毅仁在自家院落的枫树下摆了一张简朴的圆桌，提供的是传统的上海本帮菜。这样的安排，不仅显示了荣毅仁的真诚，也反映出他对于新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晚宴气氛轻松愉快，没有紧张的政治对话，更多的是艺术、文化、上海的风土人情。陈毅关心荣德生的身体，荣毅仁则对解放军的纪律表示敬佩。晚餐结束后，陈毅与妻子及随行人员告辞，荣毅仁送至院门口。

这场晚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政治宣言，但却成了新政府与商界建立信任、推动经济复兴的重要契机。陈毅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包容，成功为上海的未来赢得了商界的支持，为新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场晚宴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社交聚会，更是一场战略性合作的起点。通过这次会面，陈毅不仅展现了作为革命者的胆略，更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这顿饭，成为了上海解放与复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