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账面上显示六千万，实际上却藏有两亿，少了整整一亿四千万。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是谁，怎样藏起了这些差额，背后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没人愿意去探究这个问题，因为答案过于可怕。

在明朝建立的第26年，洪武帝指派了专门的人员进行全国户籍普查，登记在册的人口数为6054万。到了两百年后的万历六年，经过再次普查，登记人口增至6069万，增长仅为十五万。整整两百年，人口增加了十五万。对此，有人归因于战争，有人归结于瘟疫，还有人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增长数据。但如果从更深层次去看，这样的说法都不完全准确，真实的情况可能至少是登记数据的三倍。

明代著名画家徐渭曾在浙江会稽县担任官职时，亲眼目睹了当地黄册上的人口数据。在该县登记的人口约为8万多，但他仔细推算后发现，真实人口至少应有24万。他没有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因为他明白，揭露这一切会面临怎样的后果——那不仅是揭开一个秘密，更是挑战一个既得利益的体系。而这种“隐瞒”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对于地方官来说，人口多意味着税收增多。每增加一个登记的人口，地方政府就会面临更多的税收压力，而这些税最终都要由百姓承担。因此，最稳妥的方式便是避免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少一个人就少一份负担。

《黄册》每十年一修，地方官员通常会拿出旧的数据稍作修改，十年间人口增长一千人，这似乎既不多也不少。即便当地人丁兴旺，家家都三胎，登记的数据依然保持平稳。这样的“平稳”，是地方官的“智慧”之选。

对于百姓来说，增加一个孩子意味着不仅要多交一份税，还可能要多缴一次保甲。这笔额外的负担使得不少家庭选择隐瞒，避开上报。就像徐渭所言，“一州人烟不减，户册空如沙丘”，统计数据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百姓的“账法”就是：如果能躲得掉税，就决不报告。

然而，明朝的户籍系统，尤其是黄册和鱼鳞图册，并非无懈可击。地方官员的懒散和百姓的隐瞒使得这些统计数字越来越脱离实际。比如，福建建宁府的黄册上人口登记为42万，但知府明言：实际人口已经超过100万。这其中，大量人口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任何册子上。

这些人口“失踪”的背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诡寄”。这种现象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名字挂在别人户头下，实际居住在自己家中，既不登记，也不缴税。县衙和地方官对于这种行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税收不漏，便不会追究。地方上为了避税，宁可减少申报人口，甚至采取在“白册”上虚报人口的方式，来降低负担。

这其中的制度漏洞，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系统内的一个普遍现象。每十年一度的“黄册重修”，早已变得形式化，官员们只需将旧册照抄上报，实地清查早已成为空谈。

当万历年间，朝廷试图全面清查各地人口时，发现许多地方的黄册登记数字与实际人口差距巨大。山东巡抚张问达曾说：“黄册十年不动，白册日增无数。”这正揭示了黄册和白册之间的裂缝：黄册上报告的是假数字，而白册则反映了实际税务的需要。

到了明末，明朝的户籍制度彻底崩溃，征兵、征粮的问题愈加严重。战乱、饥荒和灾难一起席卷而来，朝廷的行政能力已经彻底无法应对真实的社会状况。地方官员和百姓之间的默契，最终形成了一个“人口虚拟”的局面。甚至当李自成起义时，朝廷发现，许多地方上报的兵员名单中，许多人不过是“顶替”出来的名字，甚至有些地方的户籍根本无法找到。

这场人口游戏最终演变成了国家的大崩塌。当清朝入关时，战乱、饥荒和鼠疫接踵而至，人口急剧减少。清初户籍的清理工作更是令人震惊，原本两亿人口的明朝，在短短几年间，急剧减少到仅剩四千万。这个惨痛的结果，与当时制度的腐败和管理的无能密切相关。

清朝登基后，首先废除了“人丁挂赋”制度，改为按“摊丁入亩”方式征税。这一改变有效地扭转了人口的下降趋势。至康熙五十年，全国人口达到了一个亿，雍正十三年突破一亿七千万，乾隆五十年则更是突破了三亿。而明朝在两百年间，仅增加了十五万。

这一差距的背后，并非仅是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是制度的失效。明朝之所以衰败，并非人口本身的增多，而是它对真实人口的恐惧、对数据的封锁，以及对制度漏洞的纵容。当整个国家的“人口停滞”变成了虚假和逃避，真正的社会问题就被掩埋了。

最终，明朝的失控不是因为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那些人从未真正被纳入国家的视野，它们被排除在统计之外，活在了“隐户”与“铁脚”的缝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