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蒋军在短短三天内被我方全歼，五万六千蒋军无一幸免，甚至包括了蒋军的高级将领——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也被生擒。这场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我方军队的一次大捷，但背后却有着复杂的战略博弈与指挥失误。特别是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我们看到王耀武曾嘲讽李仙洲的部队像“五万头猪”，而叶立三也对李仙洲的泪眼怒斥，同样符合史实——叶立三的历史原型正是被俘的韩浚。

从王耀武、李仙洲到韩浚，这三位蒋军高级将领在特赦后的命运并不相同。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蒋军将领，紧接着1960年11月28日，李仙洲也被纳入第二批特赦，最后，1961年12月25日，韩浚则在第三批特赦名单中。关于韩浚的职务与军衔，史料中有不同说法，有的称他是整编七十三师的少将师长，有的说他是第七十三军的中将军长。这两种说法并非互相矛盾，因为蒋军中有着特殊的职务军衔系统，很多将领的军衔与其实际指挥的部队不同，比如戴笠就以叙任少将的军衔担任中将职务。

莱芜战役的失败，对王耀武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原本自信的他，在这场战斗后彻底失去了兵力与士气。王耀武在《济南战役的回忆》中提到，当时驻守济南的部队多为地方杂兵，装备差，战斗力弱。他抱怨，很多士兵都是临时拉来的壮丁，甚至有流氓和地痞参与其中，导致了部队极度涣散，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

特赦后的王耀武，虽然暂时失去了指挥权，却在新的人生阶段重新找到了自我。他与杜聿明、溥仪等人成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而李仙洲也回到家乡，担任了山东省政协委员。回忆起莱芜战役，王耀武与李仙洲都曾分别写下了回忆文章，王耀武的《莱芜蒋军被歼记》简洁平实，几乎没有提及自己的责任；李仙洲的《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则明确指出，战役失败的责任不应单单归咎于他，王耀武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社会对于这场战役的看法逐渐展开，许多蒋军的将领和官员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对于王耀武和李仙洲而言，这场战役的失败，无论谁负责，都无法抹去心中的痛苦。尤其是王耀武，他从来没有为失败找借口，反而对自己当时的失误深感遗憾。

虽然王耀武和李仙洲并没有公开争功，但为了避免被误解，他们的同乡庞镜塘还是挺身而出，撰写了《莱芜蒋军被歼记一稿的补充材料》。他在文中指出，王耀武曾提出的战术建议并未得到上级的支持，反而被蒋中正和陈诚否决。这份文件帮助外界了解了莱芜战役失败的部分内情，解释了为什么蒋军会被困于莱芜，成为我军围歼的目标。

王耀武在战役后的回忆中提到，他不同意陈诚的作战部署，曾多次提出调整兵力的建议，但最终都没有得到采纳。特别是当陈诚要求他调兵前往莱芜时，王耀武早已看出这是一个“死路”，而李仙洲却严格执行了上级命令，带领部队前往。事实证明，李仙洲的过于坚持导致了蒋军的覆灭。

当时，王耀武与李仙洲的部队面临三条作战路线，而选择了最为艰难且不利的吐丝口路线。庞镜塘回忆道，这条路线注定了部队在山谷中无法相互支援，必然会被全歼。尽管王耀武和庞镜塘都理解这一点，但陈诚和蒋中正坚持自己的决策，最终导致了惨痛的后果。

王耀武在回忆中提到，自己已经预见到这场失败的结局，但身为下属，他无法违抗上级命令。李仙洲在执行任务时并未完全理解王耀武的战略意图，且受限于自己的职务，他只能按照上级的要求行事。这种盲目服从导致了蒋军的彻底失败，莱芜战役的历史教训，至今仍然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