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五千多字）

原本想接着写

皇权分解成五个方面把明代和其他朝代作一比较、

但一动手就发现这个论题实在太大了，真要详尽论证，恐怕写二十万字都未必够。光是皇帝个人消费比较方面，要论述的东西就太多，对其他朝代的历史也都要熟悉掌握。

所以还是先直接驳斥许倬云文中的错误。至于从五个方面进行皇权大小比较，放在最后做一个简略陈述，这个课题还是让其他精力更旺盛的人完成吧。

接下来逐一分析下许倬云指控朱元璋和明朝的各点。

一、对明初卫所兵制和移民的指责

许倬云说“卫所和府兵不同，……乃是保障皇权，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明代的卫所为防备自己百姓的力量，并不亚于防备外敌。”

这属欲加之罪，不值得详论

卫所制的利弊是可以探讨的，但许大师离奇的地方是把卫所分布在内地作为朱元璋一条罪状。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究竟哪个朝代是把武装力量全都放在边境，内地不驻扎的？

稍微查一下即可知，唐代府兵照样是分布全国，大量安插在内地。不说古代，现代国家的军队也都大量驻扎在内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也不少。

至于明初移民，他自己承认元末大量土地抛荒，移民确实提高全国生产力。但预定结论是朱元璋一切行为是为皇权私利。于是关于移民，扯起了一堆含糊不清的地方传说：“凡此民间传说， 反映了全国大规模的移民，东西南北都有移出……”

最后跳到他的结论““这种大规模而又频繁的人口移动，其实是在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潜在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皇权。”

许大师不仅是鹦鹉史学的典范，还是传说史学的翘楚。

这种论证之荒唐，也不必多说。

倘若朱元璋真有他说的动机，应当在皇明祖训里规定，后代每隔三十年都来一次全国人口迁移，否则用这种方式打散共同体云云，不过是无用功。

可以放心，倘若朱元璋不进行任何移民，仍旧会被许大师之流扣上维护皇权私利的罪名。那时候的说辞就是减少人口流动，降低失控风险。或者放任地区差距，分而治之。

二、皇子分封

按许大师的说法，和卫所制一样，是“朱明皇室以暴力控制全国的机制”。

以这种断言模式，秦始皇不搞皇子分封和卫所制，大概就是以天下为公，以和平控制全国了。刘邦分封皇子则是比嬴政更喜欢暴力控制，更自私。

这当然很荒唐。

其实稍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围绕着分封与否，中央独大还是地方独立制衡之间存在一个来回摆动试错的过程。

秦废分封，汉初恢复分封。

曹魏苛刻限制近系宗室，西晋又大兴分封。

唐代不分封，但中后期藩镇割据，内战不断。

宋代削弱地方自主权，财权军权向中央收拢，但中央腐化，则全盘衰弱，面对外敌侵略，连片溃败，先是北方沦陷于金，最后全盘沦于蒙元。

朱元璋设计分封制也是总结历代经验下的制度探索。

见识浅陋者只会用历史人物的专权私欲来解释，却看不见这里面存在一种群体意志，是要寻求一种机制，既能有效抵御外侵，又降低内部战乱冲突，尽可能在疆域广阔的领土上长时间保持和平，连续发展。

朱元璋分封皇子的用意，一方面加强边境蛮族冲突地区的军力，保境安民，又用皇室亲缘关系作为纽带维持住向心力，不至于边镇军阀坐大产生类似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

封皇子，并不是让他们去享福，很多是北方荒凉之地，承担军事任务。

秦王在西安 晋王在太原，燕王在北平，辽王在辽东广宁，宁王在大宁，韩王辽东开原，岷王初封甘肃岷州后迁云南，肃王在甘州左卫，周王在开封，代王在大同，齐王在青州，鲁王在兖州。以上十二王在北方。

除了陕西、山西、北平这些在洪武前中期和北元势力交锋的前沿地区，可以看到仅仅在关外辽东一带，朱元璋就安排宁王、辽王、韩王三王坐镇。

如果这些藩王如朱元璋最初设想的那样保持相当大的自主性，维持住军力，那类似明末后金分裂势力是没机会崛起的。

沈王、唐王、安王、伊王、郢王等永乐时就藩的不一一说了，不过除了郢王在湖北安陆外，也都在北方。

洪武时就藩南方原定有四个：潭王在长沙，楚王在武昌，蜀王在成都，湘王在荆州，加上迁到云南的岷王。

这些在南方的藩王也多承担平息蛮族劫掠叛乱的任务。如洪武十八年楚王朱桢与汤和等一起平息铜鼓、思州诸蛮乱。洪武三十年，古州蛮叛，朱元璋让楚王朱桢、湘王朱柏一起出征。

封在成都的蜀王同样需要承担安境任务。“番人入寇，烧黑崖关。椿请于朝，遣都指挥瞿能随凉国公蓝玉出大渡河邀击之。”

“前代两川之乱，皆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椿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明史列传第五，诸王二）

朱元璋分封皇子还有一个动机，应该是弥补中央独大一元化体系的弊病。中央出问题，还有藩王加以制衡约束。

任何统治，缺乏竞争，都难免形成积弊，难以革除。实际的明代，中晚期文官清流势力过于膨胀，操控舆论，助长民粹，煽动中下层百姓只重视眼前短期利益，政府从民间征收财税的能力越来越退化，导致丧失足够应变能力。

朱元璋的错误可能是高估了文官系统对藩王分权的容忍度。文官群体对朱元璋设计的分封制度一点耐心，一点时间都不给。朱元璋一死，就怂恿建文帝主动出击，大举废削。这么一来平衡就彻底打破了。

虽然朱棣获胜，但平衡已破，中央和藩王之间的互信被撕毁，只能沿着限削藩王的方向走了下去。藩王军权近于被剥夺干净，政治权利被完全剥夺。本来在辽东的宁王、韩王也都被改到南方限制起来。

如果朱元璋设计的分封体系能持续下去，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制衡，防止如宋朝一样中央积弊衰弱，遇外侵全盘沦陷。这有利于文明进步，不仅仅是中国的进步，对世界的发展都有好处。

把皇子分封完全看成一种维护皇权的私心，是不客观的。

三、杀功臣

许大师说这是“忌刻嗜杀，为了防堵有力者威胁皇权”。”

这都是指责朱元璋的陈词滥调了。

其实朱元璋真自私，真为所谓防止功臣威胁，大可不必杀什么功臣。效仿前代用田地美女让所谓功臣酒醉金迷，腐化堕落就行了，反正倒霉的是平民百姓，又影响不到他。

这对他来说没半点难度，至少威胁不到他自己安享权力。

他自己还可以落一个好名声。以前的朝代都是用这种办法。

可惜朱元璋不愿意。

相反他对功臣群体，三令五申，再三告诫，要他们自律，约束家人，约束手下，不能放纵害民。对比如这段

“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乃召徐达、常遇春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育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我资将臣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岂宜有此？故与尔等言，此辈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四月）

洪武四年十二月，“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淩暴乡里，而诸功臣亦不禁戢。上乃召诸勋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小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淩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类似对功臣的直白告诫很多，不胜枚举。

能听他劝，改掉骄奢，约束家人的功臣都是善终的，如徐达、汤和、郭英等人。

那些屡教不改，甚至自作聪明，故意生活奢靡，侵占民产以为可减轻皇帝猜忌的功臣，朱元璋就不手软了。

胡惟庸， 蓝玉案本身这两人确实有谋反的证据，同时有各种骄纵害民的恶行。

许多功臣及其家属牵连在内被处死，确实残酷，指责朱元璋在这些案件中，株连过多，那是可以的。

但把动机仅仅归结成为忌刻嗜杀，还是一种鹦鹉式的条件反射。

四、所谓宦官垄断专利

许倬云说：“在国家专利的生产单位，例如矿、林、烧瓷、织锦和外贸单位，都由宦官直接管理，文武官员无置喙之余地。”

他可能对明代经济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所谓国家专利的生产单位，明代即便有，那也很少，远少于其他朝代，少于现代，甚至少于欧洲近现代。

宦官即便参与一些生产单位，也受文官的监督，经常被弹劾。

1、矿

吴承明教授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

[1]

金银矿，在明代私人开采确实需要得到国家批准，否则属于盗采。

但现代也是如此，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类似英国之类，金银矿甚至是王室所有。

“英国的大多数金、银矿产的所有权属于王室，这些金属矿山被称作皇家矿山。在英国进行金、银矿的勘查与开采活动，必须先得到皇家矿山许可证”（孔庆友主编，地矿知识大系，第

868

页）”

明代君臣动辄认为官方开采银矿会加重百姓负担，这在事实上造成大部分银矿一直被民间开采，大多情况下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闹出为争夺利益抢劫杀人才去严格查禁。

前面说过朱元璋时期，有人建议官方开采某处银矿，被朱元璋拒绝。

这种记录在明代其他时期也很多。

“广西河池县民言县有银矿大发，长沙府民言其乡产铜，发民采炼，可获厚利。成祖曰：‘献利以图侥幸者，小人也。国家所重在民，不在于利。’皆斥之。”（皇明典故纪闻 卷七）

“广东南海县民叶发言，番禺县径口地有银矿，民多窃取烹炼，宜开冶置官。宣宗曰：‘今各处岁办银课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岂可再开银冶？’不听。”（皇明典故纪闻 卷十

)

后面这种记录也多的是，不一一列举了。

丘浚曾经把宋代、元代和明代的情况做过对比：

“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輙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四 丘浚 山泽之利）

也即宋代各种矿藏开采处所繁多，都派官吏主管。如开采时间长了，开矿本身收入不及原来数字，政府必定要求主管者把缺额补上。（这只能从矿藏所在地老百姓那里强行征收了）。

丘浚接着说“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

”他慨叹“

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十之一二

”

丘浚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经过宋元等前代的挖掘，到了明代矿藏都差不多枯竭了。

这是不成立的，按古代的采矿消耗能力，全国可开采矿藏离枯竭远得很。更何况丘浚自己也说了明代民间各处照样很热衷开采银矿，开采团伙经常争斗起乱，为此他忧心忡忡提议要设法禁止。

更何况，就算部分矿藏真的枯竭，明代也完全可以效法宋代，让当地百姓把不足的部分贴补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明代君臣认为开银矿害民，剥削百姓，能不开就不开。万历违反惯例要开矿，要征收矿税，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这是银矿的情况。

至于铁矿之类，朱元璋时期就允许民营。

洪武时期指定十三处官营铁冶所，其他地方任由民间开采。

上篇引用过王允道建议磁州临水镇产铁，可恢复元代设立的官营铁冶，被朱元璋杖责流放，并说“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那此地必然是任由民间自己开采冶炼。

即便是十三个指定的官营铁矿冶炼处，只要产铁满足国家需要数量，朱元璋也下令向民间开放。

洪武二十八年“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

其他铜矿、煤矿等等在明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民营，不再一一论述了。

唯一能和许大师所说沾边的或许是万历时期收矿税，然而大部分也是民营，并不是国家专营。多数情况是宦官被派出去收税。文官不仅可以置喙，还把万历本人骂得狗血喷头，另外还煽动民众暴动抵制，打死税使，东林高官李三才甚至故意让死囚攀扯陷害太监手下税官。万历一死，矿税就被停止。

2、林

洪熙元年就有命令各处山场、园林，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明仁宗实录 卷十，洪熙元年正月）

3、烧瓷

这在明代更谈不上国家专利。

“明后期景德镇

3000

座窑中

，官窑仅有几十座。

崔、周、陈、吴

4

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

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

”

[2]

“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 [3]

【

后续，关于垄断专营里，丝织业部分的分析比较长，单独另立一文。许倬云文中其他错谬后文也会逐一分析，因为他几乎每句话都错，只能分好几篇写了。原定上下两篇就完结是不可能了，标题只能用二三四了

】

——————————————————

注释：

【文献出处能简短注明的，就放在正文里括号注明，比较长的才放在文末脚注里】

[1]

许

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

175

页

[2]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史学理论研究》

2002

年第

4

期

[3]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

5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