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一旦考试得中，……私人田产就得了获免租税的优遇”，“一旦中举，即可任官受俸，以至退休仍是缙绅，终身享有免税特权”

实则明代对生员官绅优免的自始至终是徭役，从来不是免除租税（赋税）。

不过这个问题上也不能苛责许倬云大师，一些明史专家如梁方仲、张显清在此问题上都有过错误表达。 [1]

1、明代官绅徭役优免简述

明代徭役分三大类目，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杂泛。

里甲是把人户按一百一十户组织起来，分成十组，每组十年一次轮流服役，主要承担催征运解钱粮之类公事。

这种制度是洪武十四年以后形成。

明初除了里甲之外，其他都算“杂役”。

正统初年，把杂役中经常性的差役划分出来，称为均徭。其用意是把这部分开支固定化，再查勘各户丁粮数目另造均徭册，使劳役分配操作上更接近公平。 [2]

除里甲和均徭之外，其他临时性编派的差役就是杂泛。

里甲、均徭、杂泛到明代中晚期，又有趋于合并的现象。

如梁方仲所说：“至嘉靖、万历间有些地方，里甲亦并入均徭内编派，又如杂役是与均徭有分别的。但在后来它们亦多编入均徭。” [3]

崇祯《松江府志》役法里记载有各种徭役名目。

“十年编审之里役之名”中所列各项：经摧、总甲、总摧、塘长可能就对应于里甲类徭役。

“五年编审粮役之数”所列各项：布解、北运、南运、收兑、收银、风汛、还有柴薪解户、弓兵解户、军器库丁等等 应该是对应均徭类徭役。 [4]

这些徭役大多是催办钱粮，运送交付税收物资，督率轮修水利等等。

明代优免制度始于朱元璋时期：生员“免其家差徭二丁” [5]；官员，“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 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优免的理由是“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6]

朱元璋这条命令似乎是把士绅的一切徭役都免除了。

但从一些记载来看，并不包括里甲，如吕坤说：

“ 优免差役之法，免杂泛，不免正办，曾见累朝有优免正办里甲之旨乎？” [7]

后面吕坤自述他是每逢庚年应役（天干地支纪年，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搭配，六十年一个轮回，同一个天干打头的年份，彼此之间相隔十年）。

嘉靖庚戌年（嘉靖二十九年），他还是平民，应役，每一百亩田，付三十两银子给代役者（应该是他出银子，然后代役者代替他去服役）。

过了十年嘉靖庚申年（嘉靖三十九年），他已是生员，可以享受优免待遇了，但依旧每一百亩田，付三十两银给代役者。再过十年，隆庆庚午年，他已经成了举人，有优免待遇，当时已经施行所谓十段锦法，每一百亩田只贴付给代役人十两银子。

按吕坤所说，即便成了官绅，其实还是要承担里甲徭役，不是亲自服役，则要给代替服役者一笔对应的役银。十年应役一次，每一百亩田产对应三十两役银，则是每亩田每年出役银三分。

不过官绅是否优免里甲徭役，似乎也因地而异，江南部分地区可能确实是也优免了 [8]

明代早期，退休官绅是否优免徭役也没保证。

《大明会典》里说“国初官员，凡以礼致仕者，与见任同。”

宣德十年，又有“文武官年未及七十，老疾不能任事者，皆令冠带致仕，免其杂泛差徭”（大明会典 卷十三上 致仕）

但这些规定似乎并未真正落实。

正统十四年，景泰帝朱祁钰在位，顺天府昌平县儒学增广生员马孝祖上书提了四条建议，其中一条是“恤臣下”，替退休官员抱不平说：那些退休文官，许多都是为国家辛辛苦苦工作了三四十年，一旦因为老病退休，陷于贫穷饥寒之中，有些人又没子孙赡养，非常可怜。希望能规定退休官员可以和在任官员一样，免除差徭，或者至少可以按品级发给一定的粮食补贴。 [9]

朱祁钰把这个建议转发给礼部尚书胡濙，结果胡濙回复说“无例难允。”

明确落实给退休官员优免徭役的待遇，或是在明孝宗时期。 [10]

洪武后到景泰前，不仅退休官员优免待遇没保证，甚至在职京官的家庭，地方上都曾被编派杂役。 [11]

生员的优免也存在问题，导致皇帝要发布命令严词告诫地方官员必须确保生员的优免权利。 [12]

如果说明代前期优免政策落实不力，那到后面就开始出现优免过滥的现象。因为官员可以优免徭役，一些地主托亲戚关系把田产寄在官绅名下，这样可减轻他们需要承担的徭役，这被称为诡寄。（田产的赋税不可能因此而减免。）

针对这种情况明孝宗时期就有官员提出要加以改革 ,按官员品级来规定免役限额 [13]

到嘉靖二十四年，《优免则例》出台，落实了前人建议：

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

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

优免数额依次往下降低，一直降低到九品官，免粮六石，人丁六丁。

外省官员减半。

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正常退休官员按对应品级免十分之七。（大明会典卷二十 赋役）

最高级的京官，只是减免徭役税三十石，人丁三十丁。超出这个数额，也要承担徭役任务。

那把田产再寄在官员名下，意义就不大了。

按这优免政策。即便一石粮一两银子的高比价，一个人丁的丁银一两来计算（实则明代下丁的丁银只有三钱，这里按上丁来算），也就是优免六十两役银。

六十两银子全算成俸禄加上去，对一品高官来说，都不算多。

万历十四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建议，按照一亩对应三升徭役税的换算，在役粮和免役田数额之间建立比例关系。

这样计算，京官一品，免役粮三十石，相当于免除一千亩土地对应的徭役。人丁优免照旧。 [14]

许多人看到田地数目一千亩，误以为是把一千亩土地赋税免除了，这是错误的。

这里的一千亩只能是对应的徭役，一千亩的赋税照样要缴纳。从来就不存在对官绅田地赋税也减免之说。

根据占有的耕地数量来分配徭役负担，这在明代是贯穿始终的原则。

徭役编派的根据是每户人丁和粮（田产）的数量。这个原则在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的命令里说得很清楚：

“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 赋役均则民无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贫富不均者罪之。” [15]

田多、人多的家庭分配相对更重的徭役，田少、人少的家庭分配更轻的徭役。

洪武时期的里甲和杂役应该是以亲身充当的力役为主，少部分特许情况也可以出钱雇人代替，比如独子需要服侍衰老父母，有财产的可以雇人代替服役，没财产可以免役。 [16]

在其后的演变过程中，徭役里征收银钱比例应该是越来越高。正统时期形成的均徭，就已经分成了“银柴”和“力差”，前者是出银给官府代募，后者是亲身服役。

但一些记载来看，即便万历晚期至崇祯年间，仍有相当部分徭役是需要亲身参与的，连官绅都不例外，以至于当时人会争论官绅服什么种类的徭役更合适。 [17]

明代洪武时期有严格的人口统计，之后人口就成虚文，册籍上的数目和实际毫无关系。这时候按田产数量来确定徭役分配，相对更可靠（但有利于无田富商）。

晚明江南尤其提倡完全以田产数量来定徭役分配。

万历时松江籍官员徐三重说：

“ 江南差役以田为序，此经法也，夫国家以民为役，以田制役，虽古盛世不能易，后代人奸法弊，民不皆有田，役亦不尽从田于是有偏累不均之恨”

“于均役中便有限田之意， 大要田多，役不妨过重，田少役不妨加轻，” [18]

所以不要看见优免规定里对官绅免田多少亩，就以为是这些田地可以不交赋税，真正的含义只是从官绅拥有的田产中扣除这些亩数，然后再考虑按照剩余亩数的耕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徭役。

当然，优免则例的规定，不等于实际操作中能完全落实。明代中晚期，也确实存在官绅优免过滥。但这所谓过滥，也依旧只是徭役减免被滥用，并不涉及赋税。

2、不能过度夸大官绅的优免冒滥

许多明史学者出于预定的偏见，对明代官绅优免任意夸大。

张显清是卓有成就的明史学者，令人尊敬，在明代粮食生产，晚明社会变迁等方面不少论著都给人启发。但他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受时代偏见影响，预定结论，然后搜罗材料附会到结论上，有时甚至不惜改变史料原意。

他在《明代缙绅土地浅论》一文中说：

“缙绅地主通过优免权无限制的转嫁赋役是一个重要原因（指贫民负担加重的原因）。‘民间大患莫甚于赋役之不均， 赋役不均实由于优免之太滥’” [19]

他引用的话出自嘉靖末浙江巡按庞尚鹏，用来论证缙绅地主的罪恶。

但查核庞尚鹏此奏疏，通篇都是在说对煮盐灶户的优免太滥，弊端丛生。相反官绅优免冒滥在他整顿之下，已有成效。

可见他原文：“切惟民间大患，莫甚于赋役之不均，赋役不均，实由于优免之大滥。臣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甲内丁粮，除四甲巳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止从一甲内优免。 其余免剩者挨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巳经见诸施行外。惟于灶户尚有诡寄冐滥之弊，臣巡历所至，士民举蹙额而相告，皆曰灶户自优免外，应与民一体当差。然有司官又以其借口办课为词，止将银差量派，全无力差。甚至所免之数，反倍蓰于所纳盐斤， 故奸民避重就轻者，往往寄灶户名下，致使民差愈重，殊为不均。” [20]

庞尚鹏这里说的优免太滥，强调的就是灶户优免，而不是官绅，不能歪曲他的原意。

中晚明一直有官员推行严格限制官绅优免的政策。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只强调滥冒优免，无视对应的限制整顿是不对的。

比如吕坤说：

“优免以品级为寡多，朝廷己辨贵贱之等矣。至于编审差徭，止论贫富。此中又夹杂士夫之情，或应少免而概行多免。或应坐力差而尽与银差，士夫有良心者，必不以非道之悦，知感审官。审官有天理者必不以民之膏脂奉承津要。 假如一品免田粮三十石人三十丁，倘一品者有田粮四十石，人四十丁，则十石十丁之差应坐库役，即坐库役；应坐收头即坐收头 与百姓一体编当。仕宦即不亲当，岂无同居之子弟，又岂无雇觅之银钱哉？此之不能 审官当以阿谀罢斥” [21]

这是万历时期吕坤在任地方官时实行的政策，他说哪怕是一品京官，如果他家有超过三十石和三十丁役额的田地和人丁数量，那也要扣除三十石三十丁后，来服徭役。高官不便亲自服役，还有子弟，没有子弟还可以雇人来。如果审查徭役的官吏不能严格执行，就应该以阿谀罢免。

吕坤也很清楚表明，《则例》里所谓免除三十石，针对的只能是徭役，不涉及赋税。所以官员对应于四十石的役税的田产，扣除三十石后，照样要承担对应于十石役税的差役，而且这些差役不一定是银差，是真的要本人亲自或找人去干活的，如库役、收头之类。

严格按照优免则例执行的，不止是吕坤，还有如海瑞：

“优免照《则例》，止免本户，本户不及数则止，……。 优免册一样三本，一存县、一送府、一送本院。俱印封收，查不合例者，官吏问罪，免者追究。” [22]

这应该是海瑞在出任应天巡抚时的规定。

还有更早他在淳安县时也严格执行优免则例：

“优免……，胡建德谓：‘节制其优免一丁之数，则贫民受一丁之惠。节制其优免十丁之数，则贫民受十丁之惠。 与其滥免以滋富民之奸，孰若节制以苏贫民之困’。权衡最当。当事者切不可谓多与优免为无害于义，而听其求请，不据《则例》为之节制也” [23]

按万历二年徐阶给当时的应天巡抚宋仪望（号阳山）的一封信中所述，当地缙绅优免还是受较大限制的。

“敝邑士夫均徭只免一户， 而其所免又皆照品级，除应免外尽数与民同征， 至于贴役其数比民力多倍，在百姓皆知士夫之不能庇己，又知己之出贴反轻于士夫，自不肯诡寄，此法若持之坚定则投靠亦自不肯为矣。” [24]

徭役按品级，并非全免，要服役的部分，对应出的贴役银，要比普通平民出贴役银增倍。（所谓贴役，应该是本人当役不去服役，出银给官府，让官府再点派擅长者服役，付银作为贴补）

当时诡寄有很多也并不是寄到官绅名下，而是什么绝户、女户之下（这些人户应该也可以免役），还有捏造出来的假户。

“惟是民间诡寄田产今皆不寄于宦家，而专寄于绝户、女户及诡名花户之下，纵使查审，不过据粮里供报，而粮里即前作弊之人，殊未易得实，更望留神设一法行之也”（《复宋阳山抚院》）

徐阶面对宋仪望要严格稽查的态度，也坦承松江士大夫并没有别的意思，怕的就是充当粮运和多出贴银，只要在这两点上宽松点，自然会配合宋仪望的工作：

“敝邑士夫之意无他，一则怕充粮运，一则怕多出贴银，今既许其开免，又减其分数，当复何辞。”

明代官员派系林立，几乎没有哪个派系能一手遮天。各派系互相掣肘制约，寻找对方的弱点攻击，这也导致官绅不太可能肆无忌惮长时间滥用优免，否则就会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

隆庆时期，高拱和徐阶对立，就派海瑞去南直隶整顿，鼓励贫民告状，把徐阶搞得狼狈不堪。

按徐阶自述：

“半岁之间连丧一孙、三孙女、两曾孙女， 日日为愁苦缠缚”

“ 愚父子已颇知择所趋避，终日兢兢以得免词讼为幸，实不敢复求利益，计常供而僮仆新进者以失势之故，半已逃去，亦复不俟散遣，愚父子闲居相对，惟且自疚自叹而已，火焚旧庐，今尚未能葺” [25]

“虽凌侮百出，人不能堪，而胸中绝不为动颜色，尚如往时，独须发尽白耳 .” [26]

比如崇祯时期，东林复社系官绅和温体仁对立，温体仁为寻找复社张溥等人的把柄，就选调路振飞去江南调查当地乡绅滥用优免之事：

“两张既与乌程（即温体仁）有隙， 乌程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闻江南缙绅优免徭役、偏累小民，又多纵奴仆欺诈闾里，疑清河尤甚；因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使图之。” [27]

（本徭役优免部分待续）

【后续四节分别是：】

3、万历 常熟“优免新例”的性质

4、优免是免徭役而不可能免田赋

5、 明代免赋耕地，和官绅优免无关

6、所谓 土地兼并被严重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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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方仲写于 1936年的《一条鞭法》的一条注释中说“最初规定只免役不免赋，而且免役只限于杂役的部分，里甲正役例无优免，但这个特权，到了后来日被滥用，以致田粮里甲，皆得优免”《梁方仲文集 .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 2008年版，第 19页。但他没有对田粮也得优免提供任何论证，仅仅是在注释里一笔带过。或者是对明代后期优免规定的误读所致。张显清的表述见后文。

[2]梁方仲 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梁方仲文集 .明代赋役制度》 ,中华书局 2008年版本

[3]《梁方仲文集 .明代赋役制度》 ,中华书局 2008年版，第 23页

[4]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一 役法一

[5]大明会典，卷七十八

[6]明太祖实录，聚庵一百十一，洪武十年二月

[7]吕坤《去伪斋 .答通学诸友论优免》，转引自《梁方仲文集 .明代赋役制度》第 464页：“ 坤三甲见年也，逢庚应役：嘉靖庚戌，坤尚庶民，每地一顷，贴戴帽人（即代应役人）三十两；又十年，庚申，坤已在学，可优免矣，每顷犹贴三十两，每亩每年合银三分；至隆庆庚午，坤为举人，可优免矣，经熊公十段锦后，每顷止贴应役人十两，每亩每年只合银一分。”

[8]常熟县人钱达道所著《鹿苑闲谈》谈事 缙绅免役 引用朱元璋“悉免役，着为令”后说“二百年来遵行无异”

[9]“天下内外文臣，中间委身尽职三四十年者有之。一旦老疾致政，家赀贫窘，又无子孙赡养 遂致饥寒，不免深为可矜。乞敕今后致政官员，或照见任优免差徭，或照品级量给食米。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六，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四）

[10]“（弘治）十八年议准、见任及以礼致仕官员，照例优免杂泛差徭。”（大明会典卷二十，赋役）

[11]景泰三年，户科给事中白莹说：“今闻各处将京官之家，编作水马驿站等役，请申明旧章一概优免”（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六，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三十四）

[12]“生员之家 并依洪武年间例 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 有司务要遵行 不许违误 ”（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六 天顺六年正月）

[13]刑部主事刘乔说：“浙江各府徭役军需，皆计丁田派征，而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 而徵科重累小民，乞定优免之额，京官及方面官三品以上者优免若干，七品以上者优免若干，八品以下者优免若干其余丁田悉照民间均派 ” 明孝宗实录 卷二百 弘治十六年六月

[14]顾炎武全集第 13册 天下郡国利病书二，常镇备录，优免

[15]明太祖实录 卷一百六十三 洪武十七年七月

[16]《大明会典》卷七十八“八十之上，止有一子 ,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令雇人代替出官。无田产者许存侍丁、与免杂役”

[17]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 华亭邑侯井愚聂公二议 . 官甲余田起役议“今议官甲田多者以收兑之役加之，民代官甲南北运等差，而官甲代民兑军一事，此役之亦重者也，或有难县司者曰：‘ 兑军重役何以加缙绅？’ 卑职应之曰：‘南北两运何减于兑军，况每年囤户或依宦亲央求带兑，则便于官甲而不便于民甲，明甚。’”

[18]崇祯松江府志 卷十二 比部鸿州徐公三重论役书

[19]张显清 《明代缙绅土地浅论》，中国史研究， 1984年第 2期

[20]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五十七，庞中丞摘稿 题为厘宿弊以均赋役事【均民灶徭役】

[21]吕坤《新吾吕先生实政录》 卷四 编审均徭

[22]《海忠介公全集》卷七 则例

[23]《海忠介公全集》卷八 淳安政事一

[24]徐阶 复宋阳山抚院，世经堂续集卷一一，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44册，第 114页

[25]徐阶 复吴自湖司马 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44册第 95页

[26]徐阶 复吴悟斋，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44册第九十八页

[27]陆世仪《复社纪略》 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