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经历了七次刺杀之后，张树义瘫坐在一块破碎的墙壁旁，气喘如牛。耳边突然传来的脚步声让他心头一紧，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刀柄，心中一阵凉意袭来。这一刻，他的生命似乎悬于一线，死亡就在眼前——这是张树义一生中最为险恶的一瞬。

时间回到1939年3月，那时的河北灵寿县房子山，寒冷的夜晚笼罩着山林，山路蜿蜒曲折，杂草枯黄，夜风呼啸。张树义伏身在一块坚硬的岩石后，双手紧握刺刀，汗水湿透了他的棉衣。夜色中，他的身影仿佛消失在黑暗里，唯一能感觉到的，是那股冰冷的寒气。

他身后的村子已被他抛在脑后，前方的日军据点成了他这次任务的目标。张树义知道，必须成功潜入敌营，带回情报。他身高一米八，身形魁梧，肩膀宽阔，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腰间暗藏匕首，外面绑着两捆稻草，手中提着一捆柴火，伪装成乡村的普通农民。他轻步走过田间小道，耳边风吹稻草的声音沙沙作响，步伐轻盈得几乎没有任何声响。

路尽头，两名日军警觉地站岗。一名兵士端着三八式步枪，另一名则低头看着地图。张树义心里暗自打量，放慢了脚步，低声说道：“老乡给你们送点柴火。”他并未抬头，脚步显得十分谨慎。

那两名日本士兵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多言。就在这时，张树义突然发动攻击，左手挥舞着柴火猛地砸向第一个日兵，右手紧握刺刀，迅速刺入对方胸口。第一个士兵倒地挣扎时，第二个还未反应过来，张树义拔出步枪枪托，用力砸下，血溅四溅，敌人瞬间失去意识。两名日军倒在血泊中，张树义背上两支缴获的步枪，悄无声息地撤回。

三天后，房子山下炮火四起，硝烟弥漫。张树义带领三十名民兵死守阵地，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们只有五十发子弹和三十枚手榴弹，而日军却有机枪和迫击炮。张树义一声怒喝：“全给我扔出去！”手榴弹像石块一样飞向敌阵，爆炸声、惨叫声连成一片。

子弹耗尽，手榴弹投完，张树义站在已经塌陷的战壕中，紧握刺刀，目光死死盯着逐渐逼近的敌人。日军穿着皮靴，排成散兵线，步步逼近，血腥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张树义咬紧牙关，喊道：“冲啊！”他冲在最前面，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杀。

第一个敌人刺刀直插过来，张树义迅速侧身躲避，刀锋划破了他的棉衣，但他毫不退缩，反手刺向敌人的腹部。随后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张树义一刀接一刀，每一击都充满了力量。直到第七名敌人扑来时，张树义已经体力透支，眼睛通红，衣服被鲜血染透，双腿几乎无法支撑，他靠着一堵残墙，手中的刺刀已经生锈。

那名敌军军官持刀扑向他，脸上的刀疤触目惊心。张树义挣扎着想站起，但双腿早已失去知觉，几乎跪倒。他用尽全力一偏头，军官的刺刀直接插入土墙，他趁机反手刺出，血溅四方。战斗持续着，尸体堆积，战场上弥漫着焦糊味和火药味。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张树义亲手击毙了八名日军，然而活下来的民兵却不到一半。

张树义，生于河北灵寿的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靠打猎为生。1937年日军入侵，他的家乡首当其冲，张树义不在家时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孩子已在日军的暴行中丧命。孩子的尸体被刺刀钉在墙上，妻子的尸体则被残忍凌辱。那一夜，张树义的心彻底碎了。第二天，他找到八路军，加入了抗战队伍。

他那年三十一岁，身材高大，肩膀宽厚，手上满是老茧。八路军看中了他的体格，将他编入机枪连。机枪需要极大的力量来支撑，张树义每天勤奋练习，不仅用刺刀训练，还用一根老榆木桩绑在院子里，风雨无阻，每天练习上百刀，手臂上青紫肿块满布。

1938年，张树义参与了龙泉关战役。带领四挺机枪，他守住了一个关键的山头。敌人连续七次冲锋，但他和战友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随着弹药的耗尽，他依然不退，直到最后机枪变成了废铁，刺刀崩断，他开始用石头砸敌人。经过三天三夜的恶战，他身上多处负伤，双腿被炸弹摧残，几乎失去行动能力。医生诊断后表示，双腿必须截肢，否则伤口会腐烂，但他依旧咬牙忍受，保持沉默。

1940年秋，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张树义的伤口结痂，他的双腿被截肢，只能依靠木墩支撑行走。尽管伤残，他拒绝接受救济，不肯领取抚恤金，只说：“我是一名八路军，死了也值。”他用木墩代替双腿，坚持下地工作，种地、挑水、修房、种树，不屈不挠地生活着。

解放后，灵寿地区面临严重的水源短缺，张树义提出修建水渠的建议。他带领队伍开山修渠，艰苦的条件没有吓倒他。他用尽全力，每天起早摸黑，穿越险峻的山脉，双膝磨破，手上血泡丛生。经过一段时间，水渠终于打通，泉水哗哗流入村庄。

张树义坚持独居，虽四十岁未婚，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强和责任。他最喜欢穿那件旧军棉袄，那是他抗战岁月的见证。1983年，他因肺病住进村卫生室，医生告知他病情已晚，生命所剩无多。临终时，他对前来看望的乡亲们说：“我在这儿，没走远。”1983年4月8日，张树义去世。

村民们为他修建了墓碑，上面没有军衔，只有简单的五个字：“张树义之墓”。1985年，他被列入烈士名录，村里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孩子前来扫墓，回顾这位坚韧不拔、为国捐躯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