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家庭暴力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严重威胁家庭和谐与个人安全的社会隐患。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到遥远的古代，尤其是在唐朝那个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家暴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认为是合法的行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城公主是否死于家暴的问题不仅关乎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揭示了唐朝宫廷复杂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观念。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便还原历史的真相。

新城公主是唐太宗的女儿，命运自出生起便充满了波折。最初，她被封为恒山公主，到了适婚年龄，唐太宗基于对魏征的敬重，决定将她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征在病重期间，唐太宗甚至急于安排婚礼，以便让魏征在临终时看到儿子迎娶公主的场景。可是，事与愿违，魏征去世后不久，唐朝政局发生剧变。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争夺继承权发生激烈冲突，侯君集、杜正伦等人也卷入其中，并有政变的企图，而这两人均由魏征提拔。唐太宗因此产生了对魏征的怀疑，并且听闻魏征在生前整理了一本文集，将自己劝谏唐太宗的话公开炫耀，意图在史书上留下“直臣”之名。唐太宗对此心生不满，于是不仅取消了恒山公主与魏征之子之间的婚约，还命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随后，恒山公主被改封为新城公主，并嫁给了长孙操的儿子长孙诠。长孙操来自长孙无忌家族，这段婚姻无疑加强了两家族之间的联系。最初，公主与长孙诠的感情颇为融洽，然而随着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宫廷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唐高宗与其舅父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长孙无忌家族的势力瓦解，长孙诠被流放并最终死于非命。新城公主在丈夫死后极为痛苦，以至于她不再化妆，以示内心的愤懑和抗议。她对这段婚姻的情感依赖与不满，在墓志铭中得到体现。

新城公主的第二段婚姻嫁给了韦正矩。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幸福。史料记载，韦正矩对公主的态度并不恭敬，这让新城公主感到失望和痛苦，最终她死于郁闷与不快。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韦正矩是否有家暴行为，但它提到他对公主“待不以礼”，这可能是对她身心伤害的间接证据。然而，公主的死因至今未有确凿的结论，是否因抑郁而死，或有其他隐情，仍然没有定论。

新城公主墓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但也带来了更多的疑问。墓葬曾遭盗掘，墓内壁画中的侍女面部被损坏。有人猜测，唐高宗因侍女与公主丈夫的勾结而愤怒，下令破坏壁画。然而，这一说法并无证据支持。一方面，墓中并未发现其他尸骨以证明侍女被杀；另一方面，历史上并无皇帝下令破坏墓葬壁画的先例。这些破坏痕迹更可能是盗墓贼为了掩饰罪行而进行的“去魅化”行为，即用凿子破坏画中人物的眼睛，以求避免复仇。

关于新城公主的死因，唐高宗极为愤怒，亲自下令大理寺、御史台与刑部三司共同审理此案，这足以说明案件的严重性和唐高宗对此事的高度关注。韦正矩在监禁中无法清楚说明公主的死因以及他们夫妻间的矛盾，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新唐会要》的陪葬昭陵名单中，却出现了韦正矩的名字。韦正矩因公主之死被处死，但他却能与公主一同陪葬，这一矛盾现象表明，可能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幕。这或许意味着唐高宗在后期发现了新证据，认为自己当初的决断存在错误，但由于公主已死，他无法公开承认，便采取了这种隐晦的方式来承认自己可能冤枉了韦正矩。

此外，公主墓志中并未提及韦正矩，因为当时他尚未被平反，依然以罪人的身份存在，因此自然不能出现在墓志的记载中。综合现有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是否新城公主死于家暴尚无明确答案。从史书中对韦正矩“待公主不以礼”的描述来看，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家暴行为；墓葬中的线索也不能直接证明家暴是公主死亡的主因。新城公主的死亡，或许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包括第二段婚姻的不和谐、第一次婚姻的变故所带来的长期心理创伤，以及宫廷政治斗争对她个人生活的影响等。

这一历史事件让我们获得了许多启示。它揭示了唐朝宫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生态，政治斗争对皇室成员个人命运的影响深远，甚至连公主都难以逃脱。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真相时，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证据，避免单凭片面的信息做出不准确的判断。新城公主之死的谜团，仍然吸引着后人持续研究，以便更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智慧与经验，以更好地看待当下社会的种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