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夏季，来自河北的1000名工人，在三名管理干部的引领下，踏上了驶往苏联的列车。他们的目的地并非是为了旅游观光，也不是为了学习进修，而是要远赴严寒的西伯利亚，参与到支援苏联地方建设的艰苦任务中。

在出发前的旅程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复杂的表情。尽管他们心中有着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苏联的自豪感，但也有着不小的忧虑和担心：那里的气候寒冷异常，语言不通，风俗不同，饮食也与国内大相径庭，如何适应一切，都让他们心生疑虑。

就这样，他们在焦虑与期待中，在单调的汽笛声和铁轨的轰鸣声中，穿越了万水千山，终于抵达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令他们意外的是，苏联的党政部门和相关企业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欢迎会结束后，还组织他们参观了电影、逛了公园，并帮助他们熟悉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他们住宿的地方是一座两层楼的员工宿舍，进入房间后，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深感惊讶。室内明亮整洁，设施一应俱全，甚至为他们专门设立了阅览室，里面摆放着中文报刊《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工人们可以随时阅读，了解国内的最新动态。

在那一刻，所有的工人们互相对视，眼中充满了感激与喜悦，尽管语言不同，但他们的心意已经被彼此深深理解。经过短暂的适应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西伯利亚地方建设的热潮中。

在这段工作期间，中国工人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清楚自己不仅是支援苏联建设的力量，更是来学习先进技术和工作经验的。几年的工作后，他们希望能够把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因此，在工作中，他们不畏脏、不怕累、不怕苦，兢兢业业，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苏联企业的高度评价。甚至有些企业经理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打算让这些工人回去，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在这里安家。”

回想起来，谁能想到中国工人远赴西伯利亚，竟然源自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时的一句临时提议。最初，他的提议竟是让中国派出100万人去西伯利亚砍树。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最终100万工人是否真的派去苏联呢？

这一切的根源要追溯到赫鲁晓夫1954年的访华。当时，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为了苏共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上，赫鲁晓夫不同于斯大林，他认识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性，决定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之际，赫鲁晓夫带着部长会议高层成员来到了北京。

此时，北京的秋风送爽，桂花香气弥漫，赫鲁晓夫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赫鲁晓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国庆庆典，但他和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会谈，内容远不止于此。两国领导人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这次会谈中，既有和谐友好的讨论，也有在意见相左时的沉默与尴尬。赫鲁晓夫提出的让中国派工人到苏联的建议一度让毛主席感到难以接受。赫鲁晓夫建议中国派出100万人去西伯利亚，帮助开采和开发森林资源，而毛主席却感到这种提议十分不妥。

当赫鲁晓夫提出这一建议时，毛主席的反应立刻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毛主席起身在屋内踱步，思考片刻后，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回击道：“赫鲁晓夫同志，您知道，许多人曾把中国看作一个不发达国家，认为我们人口多、劳动力廉价，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情感，他不愿意中国再度成为他国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赫鲁晓夫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提议带来的敏感性，他的一时冲动差点让这次会谈陷入僵局。

但经过冷静的讨论后，毛主席和中方领导人决定，从国际主义的角度出发，支持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建设，派遣劳工，既解决苏联的劳动力问题，也为中国的青年工人提供了一个接受技术和生产经验的机会。

然而，苏联方面对此提议产生了新的顾虑。赫鲁晓夫原本提议的100万工人，最终经过双方的反复商讨，苏联方面意识到，考虑到苏联女性多男性少的情况，若大量中国男性进入西伯利亚，可能会出现婚姻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中苏西伯利亚”的现象。

最终，赫鲁晓夫接受了毛主席的提议，决定先派出20万工人，但由于后勤问题，实际派遣的工人数量远远低于最初的设想。到1955年10月，第一批1000名工人终于开始前往苏联，而第二批工人也在1956年相继出发。此时，赫鲁晓夫的百万劳工计划已经逐渐搁浅，最终未能实现。

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动，1957年，双方决定停止劳工派遣，赫鲁晓夫的初衷完全没有落到实处。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