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界首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长征。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洪超一起率领部队担任前卫。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在固陂战斗中，师长洪超壮烈牺牲。

黄克诚和新任师长张宗逊带领部队突破了敌人的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最终来到了湘江的界首。在这里，他们与其他红军部队共同控制了渡口，成功地狙击了试图横渡的湘桂敌军，掩护了后续部队和中央纵队的渡江任务。

然而，敌军在空中飞机的支持下，围攻渡口，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中有两名师参谋长和两名团长牺牲。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直到12月1日，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才成功渡过湘江。

此时，湘桂敌军不断增援，攻势愈加猛烈。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紧随其后，而坚守在界首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仍未接到撤离命令。黄克诚深知形势危急，红四师面临着被敌人夹击而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迅速做出了判断，对师长说道：“中央纵队已成功渡江，我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立即撤离。”然而，师长坚持认为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擅自撤退。

黄克诚看着局势愈加险恶，知道再等下去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他果断地行使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严肃地对师长说：“你立刻指挥部队撤离，一切由我承担责任。”这才迫使师长下令带领部队边打边撤，成功渡过湘江，避免了全军覆灭的悲剧。

界首之战成为红军长征过程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红四师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没有黄克诚的果断决策，红四师可能会遭遇难以想象的后果。而同样被困在湘江东岸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原红十二军），就因此全军覆没。这也暴露了中央在长征途中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以及错误的退却方针。

刀下留人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在前线奋战时，突然接到了军团的命令，要他立刻回到军团政治部接受新的任务。黄克诚以为上级又要调换他的工作，便在前线交代了手头的工作后，急忙赶往军团。

黄克诚一贯刚直不阿，向来不畏权威，对于上级的调动早已习惯。然而，这次他抵达军团政治部后，却感觉到了与往常不同的紧张气氛。军团政治部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递给他一份名单，冷冷地告诉他：“名单上的这些人是被供出的‘AB团’分子，立刻抓捕，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看着名单上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的基层干部，正带着部队在前线与敌激战。他对这些同志非常熟悉，不仅曾亲自培养过其中的两名连指导员，而且在他看来，他们绝不会是“AB团”分子。他回忆起以往的肃反中，许多无辜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惨遭冤杀，不禁心生怒火。

他深知，在肃反的严酷政策下，任何被送往审查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黄克诚坚信这些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绝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为他们辩护，力图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机会，希望能够“刀下留人”。

然而，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毫不动摇，严肃地对他说：“你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明白执行党组织决定的责任。违反肃反纪律，将会承担严重后果。”黄克诚意识到，再坚持辩解已无意义，于是转身离开。

在返回部队的路上，黄克诚决定不顾一切风险，尽最大努力保护名单上的同志。几天后，肃反委员会催问名单上的“AB团”分子何时押送，黄克诚明白，如果再继续拖延，必然会引起更大的怀疑。他最终决定秘密通知那些人暂时躲避在山中，等风头过去后，再想办法解决。

那几名干部也完全信任黄克诚，毫不犹豫地藏匿在山洞里。黄克诚每天悄悄派人送饭，并叮嘱他们保持隐蔽，等待时机。肃反委员会找遍了第三师的所有部队，却始终未能找到名单上的人，最终只能沮丧地离去。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风头似乎过去了，几名干部放松了警惕，战斗结束后没有急于躲藏。不久，肃反委员会再次派人前来搜捕，最终在一场战斗后，几名干部被捕，并很快被杀害。黄克诚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愤怒地赶到军团政治部，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何滥杀无辜。

然而，黄克诚的行为已经激怒了肃反委员会，他被指控为“同情反革命”而遭到抓捕。此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急忙赶来，要求对黄克诚“刀下留人”。在彭德怀的强力干预下，黄克诚终于免于死劫，但他被撤销了政治委员职务，并暂时失去了指挥权。

失去了职务后，黄克诚非常沮丧。尽管如此，他依然渴望参加战斗，要求上前线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投入到战斗中。彭德怀没有允许他去当士兵，而是将他留在军团司令部，担任秘书。

黄克诚并不知道，当年彭德怀之所以挺身而出，保他一命，是出于对他个人的深厚感情。多年后，黄克诚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表示：“我与彭德怀相互尊重，真诚待人，虽然性格各异，但我们合作非常融洽。”

晚年的黄克诚曾说过：“我与彭德怀相待以诚，相争以理。”这番话也让人深感其中的深意。两位铁血将领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职务与地位，彰显了他们在困境中相互扶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