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结束后，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在那里，由于政策宽松，绝大部分人过得相当安逸。但唯一例外的就是原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他竟因为一桩多年未解的旧事，在监狱里被几个昔日同僚气得突发心脏病。

有趣的是，廖耀湘的昔日上司杜聿明试图开导他，却反而引来一阵埋怨，让杜聿明哭笑不得。这一切的根源，要追溯到当年廖耀湘率领新六军进军东北的那些年。

一、廖耀湘的玻璃心

廖耀湘的心脏病，直接源于他在东北战场上的过度自负和傲慢。他对其他部队的轻视，尤其是与自己同根同源的新一军，始终无法释怀。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四平之战时。

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先行进攻四平，但局面胶着，廖耀湘的军队随后支援。然而，在战斗结束后，廖耀湘却因一贯自负，开始将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甚至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的努力淡化。

他曾扬言：“我们一个团就能顶住共军一个师。”更为讽刺的是，他还对七十一军的配备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完全不配作为预备队，而这番话也引发了七十一军陈明仁的强烈反应。陈明仁怒不可遏：“你凭什么贬低我们？”而新一军则同样心生不满，廖耀湘此举彻底加深了与这两支部队的裂痕。

更令廖耀湘不爽的是，东北的其他国军部队也都对他心怀怨气。即使进入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仍未能逃避过去的报应。许多东北国军的将领和低级将官，暗中讥讽他，说他不仅在战场上让新一军和七十一军覆灭，甚至成为了中共的“功臣”。

在这种情况下，廖耀湘的脆弱心理最终被激发，情绪和压力令他突发心脏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功德林的管理人员不得不出面干预，要求国军战犯之间保持基本的尊重。杜聿明前来劝解时，廖耀湘却语带埋怨，反将责任推到杜聿明身上。杜聿明无奈地回应：“我没做什么，你怎么把责任推给我了？”

二、两次受降让廖耀湘更骄傲

廖耀湘的自负并非无缘无故，他的傲慢起源于其辉煌的战功，特别是新六军在抗战期间的辉煌表现。1944年12月，新六军参与了湘西战役，期间成功迫使日军投降，成为了受降部队。然而，廖耀湘并没有太多参与这个胜利的实际战斗，反倒是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许多政治荣耀。

随后，1945年8月21日，廖耀湘带领新六军在湖南芷江接受日军的投降。蒋介石特意选择新六军担当这一重任，以展示中国抗日军队的强大形象。当日，芷江机场的受降仪式上，廖耀湘带领的官兵们整齐的队列和威武的姿态，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紧接着，南京受降的任务也落到了新六军的头上。廖耀湘再次带领新六军成功执行了这一任务，并得到了极大的荣誉。蒋介石对新六军的信任更使得廖耀湘如虎添翼。他尤其感受到，作为黄埔军校出身的他，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军事实力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肯定。

三、东北屡次获胜让廖耀湘更加膨胀

1946年，廖耀湘受命调往东北，带领新六军与中共军队对峙。尽管之前听说过共军灵活强悍，但廖耀湘对此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所领导的新六军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共军远远无法与之抗衡。事实证明，廖耀湘的判断并未错。几场战斗下来，新六军以较小代价屡屡取得胜利。

例如，在盘山之战中，廖耀湘的“虎师”新22师，仅以一个团的兵力，与共军两个步兵旅进行对抗，战斗持续了三天。最终，东北民主联军损失惨重，而新六军的伤亡却相对较小。廖耀湘认为，这充分证明了新六军的强大，甚至开始公开贬低其他国军部队，特别是新一军和七十一军。

四、被杜聿明纵容

廖耀湘的自负，不仅源于他个人的性格，也与他周围环境的纵容有关。杜聿明作为东北国军的主要指挥官，一直对廖耀湘表现出较大的宽容。这种纵容不仅未能对廖耀湘形成有效的约束，反而助长了他日益膨胀的自负心理。

而同样在东北，其他国军的高层也并未对廖耀湘进行有效的制约。例如，孙立人和陈明仁等人曾因各种原因，与廖耀湘发生过严重的冲突。然而，杜聿明始终对廖耀湘庇护有加，导致廖耀湘越来越无法自拔，甚至开始忽视其他同僚的感受，认为自己是国军中的核心力量。

五、公主病的根源

虽然廖耀湘的骄傲和自负与杜聿明的纵容密切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廖耀湘的成长环境。他长期活跃在较为单纯的战场上，缺乏足够的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经历过部队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因此，他对权谋之术和人际关系的理解相对幼稚，常常高估自己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廖耀湘的心脏病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合。1958年，他因心脏病去世。或许，这也是他那段黑暗历史，最终落在他身上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