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在其著作《政海轶闻》中，记载了一则名为《办共和》的文章，文中写道：“民国三、四年间，袁世凯每每与人谈论‘办共和’的成果如何，并且对各省要员来京请训时，亦以此事作为考问。”陶菊隐感慨道：“所谓共和政体，原本理应庄严神圣，怎能冠以‘办’字？由此可见袁氏对共和的轻蔑态度，他实际上把共和看成是试办性质的政体。然而当时听者无不默然，因为反对共和几乎等同于叛国，尽管元首言外有意，没人敢明说。”这段文字细致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压抑与袁世凯对共和政体的矛盾心理。

⊙夏衍在其作品《懒寻旧梦集》中提到赛金花时写道：“她在20世纪上半叶的跌宕人生，早在19世纪80年代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中便已有影射。那些痛骂赛金花的人与小说中怂恿‘羊脂球’卖身通关的法国贵族，何其相似！甚至可以说，那些身处庙堂的高官，灵魂尚不如一个妓女纯粹。”这段话生动地揭示了赛金花所承受的社会偏见与阶级矛盾，富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味。

⊙1928年4月，辜鸿铭带着他标志性的辫子离开了人世。同年9月，《申报》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仍有4689名男子留着辫子。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的顽固，也体现了时代变迁中的矛盾与抵抗。

⊙抗战时期，国军常常拖欠士兵薪水，有些甚至拖欠长达17年之久。一位少校兼连长在被撤职后，向陆军总长提出要回欠下的2000元薪水。面对无奈，总长只能安排他重新回到宪兵司令部，任中校科员，实际薪水问题却无实质改善，折射出战争期间军队内部的混乱与人事关系的复杂。

⊙1931年10月，溥仪与文绣达成法院外协议离婚。离婚理由是两人结婚九年间未曾有过夫妻生活。此消息一出，引发轰动，报纸纷纷以“妃子革命”、“破天荒——皇妃向皇帝提出离婚”为题加以渲染。当时离婚协议中规定的五项条件，最后一条特别注明：“文绣离婚后不得再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严格限制和不公。

⊙有一次，曹锟到解剖室巡视，看到教授们正用显微镜细致地解剖蚕体。他感叹道：“你们如此精细地动脑，用功劳动，每个月只有200元薪水，实在是对你们血汗的极大不公。”他的这句话，体现了当时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与收入的巨大落差。

⊙梁实秋在抗战最激烈的时期，依旧写作悠闲的文字，因此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对此，他自我辩解道：“人在紧急关头当然可以操起菜刀杀敌，但杀敌并不是菜刀的本职使命。”这番话表达了他对文化与战争关系的独特看法，强调文化的独立价值。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移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该院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收藏了许多来自各地的人头骨和人体骨骼。当地居民发现后，时常夜晚有人站在山头高喊：“研究院杀人了！”使得史语所人员哭笑不得。这反映了民间对科研活动的误解与民俗的迷信色彩。

⊙1921年，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其家族成员曾嘲笑他：“这个人真是愚笨至极，明明是自家的儿女，却不愿为自家子女花钱，反倒资助别人的孩子。”这段话揭示了当时家族观念与社会教育观念之间的冲突。

⊙联大的学生食堂使用政府配给的“公米”做饭，这种米质粗糙，米饭中常含沙石、老鼠屎、糠屑等杂物，学生们戏称其为“八宝饭”。他们形象地描述道：“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饭色红润，味道冲鼻，离食堂五十步外都能闻到，吃着既磨牙又考验耐心。特留秘方：饭碗盛半满，添一勺汤或水，用筷子猛搅成旋涡状，八宝中的七宝沉底，米饭纯净度可提高至九成左右。”这段描述生动刻画了学生们在艰苦条件下对食物的幽默调侃。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本来一切顺利，然而饥饿严重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未感受过饥饿，甚至自诩不知饥为何物。但现在到了中午十二点，腿脚无力，手抖眼花，稍微吃些东西才得以缓解。这或许是因少吃了一餐，也可能是消耗了过多储备精力。”这段文字细腻描绘了战争背景下生活的困顿与身体的无力感。

⊙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先驱杨崇瑞于1928年做过统计，指出中国每日孕产妇死亡人数不少于500人，其中有400人无法获得及时救治。数字背后折射出当时医疗条件的落后与公共卫生的严峻挑战。

⊙李鸿章年轻时曾作对联：“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后来签订《辛丑条约》后，他也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诗句深刻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与沉痛。

⊙章太炎最初是俞曲园的弟子，后来因心向革命，对学术观点有所转变，遂作《谢本师》一文，否认师承关系。该文收录于《章氏文钞》中，文辞精妙，令人诵读难忘。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建议，转变立场成为大清的忠臣，接受溥仪封为“南书房行走”，获授五品官衔及俸禄。在学术上，他放弃此前学派，专注于经史研究，并曾作诗赞美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此举和诗句体现了其复杂的政治与学术态度。

⊙蒋梦麟一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成年人和老一辈不愿负责任的必然后果”，而“未成年人应享有安心学习的权利”。在他担任校长的七年里，北京大学仅发生过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学生运动，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校园管理风格。

⊙民国时期，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经常在家举办沙龙。吴良镛回忆说：“每天午后，大约三四点，梁家会备好饼干、花生米等茶点。客人来去自由，心情好就来，有事便走。沙龙的主导者无疑是林徽因，讨论内容涵盖政治、社会、美学、文学，甚至包括对时局的尖锐批评。”这段回忆生动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气息和思想交流。

⊙袁静雪在回忆录中提及哥哥袁克文卖字时的情景：“他写的字，只要送出去就能换钱。但如果手头有十块钱，也不愿轻易写字。他写对联、扇面，有时躺在烟铺上，肘部悬空提笔。有一次，他为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题字，价码是一千元。那张纸宽大无比，屋内摆放不开，他便将纸铺在两宜里的巷道上，脱鞋提着最大号的抓笔，站着写完。”细节描写生动体现了袁克文的艺术创作状态与生活场景。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童年时我有许多古怪的兴趣，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观看狗斗外，更喜好恶作剧。”他曾将藏有铁砂的鸡蛋糕递给太监，还用铅弹射击太监房的窗户，尽显皇室童年调皮捣蛋的一面。

⊙民国时期，广州最早兼营理发及烫发的店铺只有一新、美化和唯一三家，理发师全为男性。由于女性不愿轻易让男性理发，女理发师极为稀少。进入30年代，广东地区女理发及烫发人数不断增加，各大理发店开始竞相聘请女理发师，以满足女性顾客需求，反映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1860年10月9日，一名英军随行记者详细记录了圆明园被洗劫的惨状：“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及庭园各处皆被洗劫一空。清国及外国制造的艺术品，有的被运走，有的因体积过大被当场毁坏。成捆的上等丝绸堆积如山，人们拿着丝绸互相投掷，争相抢夺。这些丝绸装满了许多车辆，捆绑车辆用的竟是丝绸本身。整个法军营地堆满了这些抢来的丝绸，法国士兵用它们制作帐篷、床铺和被单。昨天下午，一群法国人又手持棍棒翻箱倒柜，砸毁了剩余的镜子、屏风、面板等物品。”这段报道形象地描绘了那场掠夺的残酷和规模。

⊙1871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伦敦发来的消息：“清廷决定效仿日本，挑选年轻学子赴英美等西方国家留学，接受现代教育。”此举标志着清朝在近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1879年，美国内战英雄、前总统格兰特将军访华，拜会恭亲王。随行记者杨约翰记述：“恭亲王与我之前见过的东方王子和政治家截然不同，他活泼生动，机敏灵活。相比于印度和穆斯林地区王子们呆板僵硬的态度，恭亲王表情丰富，谈话间挥动折扇，兴致高涨时半合折扇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目光炯炯有神。”这段细节描写展现了恭亲王的风采与人格魅力。

⊙额尔金勋爵助手洛奇回忆《中英北京条约》签订时情景：“恭亲王当时仅28岁，但看起来显老许多。他面容睿智，却神情焦虑。考虑到其身处逆境，这情绪并不奇怪。他尽力掩饰内心的恐惧。”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也评价：“恭亲王是位谦谦君子，明显在控制自己的紧张与害怕。”这段描述生动反映了恭亲王在巨大压力下的内心状态。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腿患风湿”为由罢免袁世凯。同日，《纽约时报》刊登长篇社论，题为《中国一代枭雄，现代军队组织者》，从正面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体现国际舆论对其复杂的认识。

⊙英国政治家寇松勋爵在其著作《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中，记述了与李鸿章的会面，形容李身高超过六英尺，穿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气度非凡。他的唇须浓密遮半嘴，下巴也留有中国式胡须，发色深灰并渐白。寇松称此次会见是“毕生最美好回忆”，对李鸿章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仪式上，由于中国在所有创始国中按字母顺序排在第一位，当时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人，象征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崭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