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意思是商族自契开始到成汤灭夏这段时间，共经历了八次迁徙。这种频繁的迁移，似乎成为了商族历史的一大特征。商王朝在历史上有“九世五迁”的记载，而在这一“八迁”过程中，商族的迁徙并非简单的流动，而是在变化的时局中做出的巧妙调整和战略迁移。

商族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契时期。《殷本纪》中提到：“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来看，商族的兴起时间大致可以推测到公元前2300年左右，即尧舜禹时代。河北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这一时间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契的后裔逐渐形成了商族的核心。

关于商族的发源地，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流传最广的是商族起源于冀南古漳水一带。《史记》所指的“商”与“蕃”便是指这一地区，地理学家依据考古发现，逐渐倾向于商族的发源地是河北磁县番吾一带。研究者认为，《诗·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便与漳水流域息息相关。

至于《史记·殷本纪》所说的“自契至汤八迁”，唐初的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进行过考证，认为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汤居亳等四地迁徙。但清代学者梁玉绳则认为商族的迁徙有更多的地方，列举了八个地点，其中包括契居商、昭明迁砥石再迁商、相土居商丘等。这些研究表明，商族的迁移过程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既有地理变动，也有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商族的迁徙过程中，昭明是继契之后的重要领导人物。昭明的迁徙具有标志性意义。他首先从契所居的磁县迁至漳水流域，继而又带领商族回到了最初的“商”地。《荀子·成相》也提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昭明的这一迁徙，一方面是因应当时的地理与政治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商族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寻求更有利的生存空间。

商族第三代首领相土的迁徙，则是在商族扩展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根据《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相土迁居商丘，并且“大火”之事发生在此地。《世本》也记载相土的迁徙至商丘。商丘是商族历史上的重要地域之一，它成为商族巩固发展与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据点。商丘地区自古有三个不同的“商丘”，其中濮阳的商丘最具历史意义，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土正是在这里定居并发展起来的。

相土时期，商族不仅仅在地理上有所扩展，还在技术和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表明商族开始训练大象作为战斗力的组成部分。而“作乘马”的技术革新也大大增强了商族的作战能力。相土的这两项创新，使得商族的军事力量大幅提升，也为后来的“九世五迁”奠定了基础。

在商族的迁徙过程中，商族的领袖人物如商侯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侯冥曾被派遣到黄河地区治理水利。商侯冥对于治水的重视，不仅提升了商族的社会稳定性，还为商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展禽论祀爰居》则记载了商人如何通过祭祀纪念祖先及重要人物，反映了商族对于祖先崇拜与祭祀活动的重视。

商族最后的迁徙，是由于商丘遭遇了自然灾难，特别是大洪水，迫使商族再度迁徙。商族迁至殷地，也就是今天的安阳，历史记载中有商侯迁殷之事。而商族的早期农耕与牧业发展，尤其是在王亥的领导下，商族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的族群。

王亥的死，商族一度面临着内部分裂。王亥之死的背后，反映了商族与其他部落之间复杂的权力斗争。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在复仇并平定内乱后，开始重建商族的威望，他将商族迁至邺地，并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上甲微的“庙号”成为商族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庙号”的领袖，也使得商族从内外困境中重新崛起。

上甲微的继任者们，包括报乙、报丙等，虽不为人所熟知，但他们的领导作用不可忽视。最后，商族的崛起始于商汤，他定都郑亳，成功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

总结来看，商族的“八迁”并非无稽之谈，它代表了商族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调整。这“八迁”并非简单的迁移，而是商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商族的迁徙与文化扩展，最终促使了商朝的建立。而这一过程，也验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和延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