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十二月初十日，明朝宣宗朱瞻基收到了一道来自长沙襄王府的奏表，内容是襄王请求前来京城朝觐。三年前，郑王、襄王、荆王、淮王、梁王五位亲王分别被派往各自的封国履行藩王职责，而如今，各位亲王纷纷上奏请求前来京城朝觐，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

对于这些亲王何时可以返回京城朝觐，史书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时间限制。按照《皇明祖训》的说明，理论上亲王每年都有机会回京朝觐，只是必须遵循长幼嫡庶的次序，逐一朝觐。然而自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宣宗就以各种理由阻止在外的藩王回京。襄王朱瞻墡在上表请求朝觐前，郑王、荆王、淮王与梁王的请求都已被宣宗拒绝。然而，襄王与宣宗有着更深的血缘关系，两人同为仁宗昭皇帝的嫡子，亲情浓厚，显然不同于其他亲王。因此，宣宗特意给朱瞻墡回信，表示理解并希望他能体谅自己的难处。

改写信件内容

在乙未年，襄王朱瞻墡上表请求前来京城，宣宗回复道：“收到你的奏表，心中充满感激与爱意。你作为弟弟，想见哥哥，我也有同样的心情。可是，最近所有的弟弟们都已经上奏请求回京，而我不得不因各种原因一一拒绝。若你一个人单独来朝觐，其他弟弟如何想呢？希望你能暂时缓一缓这个请求。”—《明宣宗实录卷九十七》

实际上，在宣宗刚继位之时，襄王作为亲弟弟，确实为兄长在稳固朝政上立下了不少功劳。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这位明初贤王——朱瞻墡，尤其是他在宣德年间的经历。

襄王的背景与成长

朱瞻墡生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三月十六日，是当时皇太子朱高炽的第五子，生母为皇太子妃张氏，按照嫡长子的顺序，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时，他已经完成了成年礼的冠礼。皇太子登基后，朱瞻墡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被册封为襄王，享有每年三千石的岁禄，此外还附赠了一百二十头牛、五百头羊和六十匹马等丰厚奖赏。

按理说，朱瞻墡此时已经19岁，应该准备前往自己的封国就藩。然而，就在这一年，意外突如其来。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初十日，仁宗朱高炽因一份奏疏大怒，气得病倒，次日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在五月十二日去世，享年48岁。

对于当时在京的皇后、亲王以及文武百官而言，这一变故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更为棘手的是，皇太子朱瞻基当时并不在京中，而在南京。南京与北京之间，来回至少需要二十天的时间，而路途上的潜在威胁更是令人担忧——汉王朱高煦的封国就在其中。如果汉王借此时机叛乱，太子是否能够顺利回到京城继位呢？

当时的皇后张氏无疑是处理这场局势的关键人物。她果断地决定派遣中官海寿赶赴南京报丧，并安排了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暂时监国。襄王不仅人品端庄、行事有序，且是皇后嫡长子，因此成为监国的最佳人选。至于为何不选择越王朱瞻墉，而是选择了庶出的郑王，这在之前的文章中已有详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襄王的职责与使命

当时的襄王，虽然未曾正式就藩，却已经成为了朝廷的核心人物。在仁宗皇帝的梓宫发引过程中，襄王被指派主持礼仪，负责任务。仁宗的梓宫引导仪式是由当时的太子朱瞻基和他的三叔赵王朱高燧一起进行的，而此次襄王的任务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表明他被视为接替仁宗后的重要人物。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封国发起叛乱，宣宗决定亲征，而襄王与二哥郑王再度被安排居守北京。值得一提的是，居守的权力要远远低于监国，这一安排显然透露出宣宗对亲弟弟的提防之意。

襄王封国之事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月，宣宗决定为襄王安排封国，他指定衢州府为襄王的封地，并派遣工部官员前去修建王府。几个月后，宣宗意识到衢州并不符合要求，于是紧急决定将襄王的封国改为长沙府。长沙府曾是太祖朱元璋第八子潭王朱梓的封国，后因自焚未留下嗣子而被除国，经过调整后成为襄王的新封国。

襄王和王妃靖氏于八月初三日启程，乘黄船从北京出发，历时数月才抵达长沙。与永乐年间的亲王就藩相比，这一次的旅途显得异常漫长且艰难，朝廷为此做了多项准备工作：祭祀神祇、祭祖太祖孝陵、准备所需的祭品和粮草等等，甚至还特别安排了乐舞生从北京和长沙调配，以确保襄王就藩的礼仪完备。

长沙襄王府的特殊性

虽然长沙襄王府被急急修建，但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地方。最初并没有建立社稷山川坛，襄王府只能使用潭王府的旧坛进行祭祀。朱瞻基在收到相关报告后，命令礼部按照旧坛进行祭祀，强调虽然坛场不新，但只要心诚，神灵自然会庇佑。

结语

襄王朱瞻墡在宣德年间的经历充满波折与挑战，从未真正就藩的亲王身份，到在宣宗身边担任重要职务，再到最终被安排去长沙封国，每一步都充满了深刻的历史意义。然而，这些故事与他在日后宣宗驾崩后的危机，尤其是夺门之变时的遭遇相比，依然显得相对平静。更多的复杂故事，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