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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在土地私有制逐渐取代公有制、军功爵制度替代世袭贵族制、官学逐渐衰退而私学蓬勃兴起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士阶层逐步崛起，作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的“客卿”也应运而生。

客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产生、发展并演变的过程。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客卿在出身背景、行为方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秦国的客卿制度与东方诸侯国有所不同，这种制度差异是秦国能在六国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之一。

春秋时期，秦国的客卿情况与其他诸侯国大体相似，主要是来自他国流亡而来的贵族，如丕郑、丕豹、公孙枝等人物。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秦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迅猛增强，秦国发布了《求贤令》，吸引了大量士人前来投奔。此时，秦国的客卿制度逐渐显现出与东方诸侯国不同的特色。

自秦穆公起，秦国便开始重用客卿。《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穆公遍访贤才，任用了五位外来人才，最终吞并五国，在西戎地区称霸一方。

到了战国时期，秦孝公颁布了重用客卿的具体标准：凡是能为秦国献计献策、增强国力的人，都可以担任官职。于是，投奔秦国的客卿数量明显增多。

学者考证显示，自秦国设立丞相职位至秦国灭亡的这百余年间，担任过宰相的24位中国籍中，有17位身份可考，其中16人为客卿。

秦国不仅让客卿担任宰相等重臣职位，任用他们担任军队统帅也极为常见。统计《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显示，秦穆公至秦始皇统一六国间，约130余次对外战争中，有56次的主将为客卿。

反观东方诸国，春秋中后期仍普遍坚持亲亲的宗法观念，用人多凭血缘关系，如晋国重用姬姓贵族，楚国则排斥异姓。

战国国际形势剧变，各国纷纷认识到客卿的重要性。魏文侯开创了重视贤士的风气，吸引了李悝、乐羊、西门豹、吴起等名将贤士，使魏国一时成为人才汇聚之地。

但到了魏武侯时期，魏国对贤才的礼遇风气荡然无存，人才流失严重。商鞅离开魏国即是典型，后来张仪投秦、孙膑归齐等现象亦屡见不鲜。

魏文侯变法后，赵国、韩国也纷纷效仿，推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但后来都很少重用客卿，导致人才大量流失。

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管仲改革时期，齐国经济文化均呈繁荣态势。

然而到了齐宣王时期，他虽善于养士，却未能延续重用客卿的政策。齐国逐渐走向衰落，很大程度上与客卿得不到重用有关。

楚国在楚悼王时期曾重用吴起进行变法，取得一定成果，但后继者无法继续重用贤才，甚至内部争斗激烈，最终也难逃衰败的命运。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秦国在客卿的重用上领先于时代。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秦国对客卿的重视从未间断，且规模庞大。

而东方诸国虽有重用客卿的例子，但未形成制度性传统，也未能持之以恒，导致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

战国时期社会思想极为活跃，众多士人脱离宗族束缚，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游说。

客卿类型丰富多样，涵盖儒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多学派。秦国和东方诸国在选用客卿的学派倾向上也有所差异。

秦国偏重法家代表，如商鞅、李斯等人，纵横家客卿也不少，如张仪、范雎、公孙衍、蔡泽、陈轸等。其中张仪与范雎在秦统一六国中立下赫赫战功。

秦国还广泛任用兵家客卿，前述对外战争中兵家将领屡屡担纲主将。

除法家、纵横家、兵家外，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也活跃，但较少有人投奔秦国。

东方诸国在客卿选用上，不像秦国以能力为先，更看重求仕者的名声和社会地位。

名声显赫者即便对国家贡献有限，仍能获得优厚待遇。例如孟子周游列国，梁国、赵国、燕国皆礼遇有加。

客卿在东方各国更像是“名牌”，名气越大越受欢迎，不论其是否具备实质治国能力。

这些国家崇尚的是客卿的声誉，视其为君主荣耀的象征，而非实际的人才资源。

这种以名声作为纳贤标准的做法，既难以推动国家发展，也易造成资源浪费。

总体来看，秦国在客卿选拔上注重实用主义，重视那些能为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带来切实贡献的贤士。

只要求仕者具备秦国所需的能力，不仅可身居重臣，甚至封疆建邑，深得国君信任。

相反，对那些空谈理论、缺乏实际才能者，秦国则绝不轻易任用。比如儒学大师荀子曾来秦国，但秦昭王认为儒学无助于秦国兴盛，未予重用。

再如法家韩非，秦王嬴政甚至为得到他不惜攻打韩国，可见秦国对法家的高度倚重。因为在战国时期，法家学说最具实用治国价值。

而东方六国择客卿多凭名气，无论出身何门何派，是否具备治国方略并非首要考虑。

学者黄留珠指出，秦国客卿升迁路径大致遵循“客—客卿—卿相”的模式，中间通常还有“舍人”这一过渡阶段。

秦国客卿制度与军功爵制密切相关，客卿升为卿相前必须经历实战考验。

自秦惠王时代起，秦国将客卿作为官职纽带，将客卿与军功入仕制度结合，取长补短。

黄留珠还认为，秦国客卿制度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仕途通畅，求仕者流动频繁。

这种开放流动机制一方面保证了秦国官员体系的新陈代谢，随时吸纳各地人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行政体系活力，使客卿在秦国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秦国选拔客卿侧重谋略和口才，任用时极具灵活性和自由度，客卿凭功勋可晋升为丞相。

与其他国家官员选拔不同，秦国客卿制有四大特色：一是破格录用，二是用人不疑，三是礼仪周全，四是重视才能和功绩。

关于秦国客卿制度的形成，学界多认为主要源于秦惠王和秦孝公时期。秦孝公制定了较为系统的选拔和任用标准，奠定了制度基础。

相比之下，东方诸国对客卿的任用缺乏完善制度，多是临时起用，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人才体系。

对于东方诸国来说，客卿更像救火队员，不忠于任何一国。公孙衍、苏秦等人多次佩戴多国相印，随时出现在形势紧张之地。

燕国为报国仇，燕昭王广纳贤才，但危机解除后，乐毅等人不得不离开。

齐国对来稷下学者设有等级考核，齐宣王优待孟子、田骈等人，为稷下先生修建宏伟宫殿，显示出尊贤态度。

不过，齐国虽有较为完备的养士制度，却未形成稳定的客卿任用机制。

东方诸国对客卿的随意性，荀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他曾在齐国任要职，遭排挤后逃楚，任兰陵令。不久被排斥又回赵，封上卿。后来春申君请他回齐，复职。但春申君遇害后，荀子再被革职。

可见楚国缺乏完善的客卿制度，任用多随意变动。

总而言之，秦国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秦孝公时期更制定了完备的制度，明确了选拔与任用规则。

而东方诸国对待客卿态度随意，无专门制度，客卿难以发挥长远作用，人才大量流失。

与秦国相比，东方诸国在客卿制度上尚不成熟，既无重用传统，也无制度保障，致使国家发展相对缓慢。

秦国自秦穆公起便重用客卿，秦孝公时期制度成熟，吸引大量外来贤才，极大促进了国家实力提升。

尽管如此，东方六国的客卿在思想文化领域仍发挥了重要影响，而秦国客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中。

参考文献：《战国策》《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