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没有正式设立宰相一职，但受到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民间和非正式场合中，人们常常尊称内阁大学士为“宰相”。然而，严格来说，只有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的官员才能被称为宰相；如果要追求更精确的定义，只有担任内阁首辅并且同时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人，才能被视为真正的“宰相”。

在清代官场中，一种习惯是往上抬高、往尊贵处称呼，尤其是在乾隆以后，协办大学士有时也被称为“相国”，而在野史和笔记中，“宰相”、“中堂”、“相国”等称号几乎随处可见，层出不穷。然而，御史在翻阅各种文献和笔记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位重臣虽然都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但他们的称呼却各有不同。

当时，左宗棠通常被称为“左爵相”，李鸿章则有“李中堂”或“李相”的称呼。与之相对，曾国藩却多被称作“曾文正”，而很少有人称他为“曾相”。那么，为什么三位都是内阁大学士，唯独曾国藩不被称为宰相呢？通过分析，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势力极为强大。咸丰皇帝曾言，“克金陵者可封郡王”，这种言论表明曾国藩的地位之高。然而，满洲贵族们眼见曾国藩权势日盛，便开始怀疑其是否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尽管清朝历史上确实有异姓封王的先例，这个言论却被用作一种借口，意在制约曾国藩的权力。

曾国藩不仅是清朝最具权力的总督之一，还是任两江总督时，拥有调动四省军权的大权，甚至连江宁的将军都需听命于他。与左宗棠和李鸿章相比，他的权力甚至更为庞大。即便如此，由于慈禧太后的猜忌，曾国藩最终不得不主动解散湘军，减少了许多实际控制权。因此，虽然他在同治年间已晋升为协办大学士，但在当时，由于宫廷的敏感气氛，官场上更倾向于称他为“文正公”而非“宰相”。

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前半生。他素有“十年七迁”的美誉，逐步从侍郎晋升为总督、大学士，最终成为协办大学士。然而，清朝有一个习惯：即便是像曾国藩这样出任总督并兼任大学士的重臣，人们也不习惯称其为“宰相”。这一点在雍正时期的鄂尔泰身上也得到了印证。当时，鄂尔泰作为云贵总督被晋升为大学士，但当时人们并未称他为“中堂”或“宰相”，直到他调任京城后，才开始正式担任军机大臣，才算得上“宰相”。

左宗棠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并封为二等侯。在野史中，他未到京城之前，大家通常称他为“左爵爷”。然而，光绪七年，左宗棠奉旨入京并调入军机处担任职务。晚清四大名臣中，只有左宗棠曾担任军机大臣，这使得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宰相”。由于“左宗棠”的名字与“中堂”相近，为避免引起不敬，他的同僚们通常不称他为“左中堂”，而是称其为“左爵相”。

至于李鸿章，他的情况则与曾国藩略有不同。李鸿章在仕途的巅峰时期，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除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外，他还担任了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是与军机处、总理衙门并列的高级机构，虽然醇亲王是海军大臣，但实际上李鸿章才是该部门的真正领导。此外，李鸿章还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深入参与朝廷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地位非凡。因此，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鸿章都被称为“李中堂”或“李相”，这与曾国藩的境遇有所不同。

清代地方督抚的权力大多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以提升的。曾国藩为汉人督抚开创了先河，但遗憾的是，他未能享受到“汉人督抚”地位带来的荣耀。如果他能够活得更久，肯定会在洋务运动中大放异彩，成为公认的宰相。事实上，若他再活十年，宰相的头衔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

根据清朝的传统，即便是拥有大学士头衔的外省总督，也不能称作“宰相”。乾隆时期，宫廷中对“宰相”一词的使用十分谨慎。乾隆皇帝本身就反对“宰相”这个称呼，即便是像福康安这样深得恩宠的重臣，同僚们也不敢称其为宰相。在清朝历史上，唯一有皇帝亲自认可且正史记载的宰相是刘统勋。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去世，乾隆皇帝为其亲自下诏，赐谥“文正”，并称其为“真宰相”，以示其功绩之卓越。